数年前，曼谷一名记者致电梵蒂冈大使馆查询梵蒂冈与某国有否邦交，所得的答案是「无可奉告」。记者于是致电该国大使馆并即时获得答复。

　　差不多同一时间，马尼拉一名记者致电菲律宾主教团查询国内修生人数。他获告知那是「机密资料」后，就致电各所修院询问修生人数，然后计算出答案。

　　在天主教会内，许多甚或大部分掌权的人士或机构都对新闻界有过敏反应，尤其是当新闻报道的功能已非教会机构、教会领导层或司铎的布告板时。他们对保密及控制的执迷已达可笑程度，比如上述曼谷和马尼拉的事件中，根本无需保密或以任何方式保护该些资料。

　　但无论神职人员如何努力拒绝记者，真相必然会大白；箝制真相的做法反而成为新闻内容的一部分，甚或是主要部分。

　　讽刺的是，当美国的保险公司指主教团因对性侵犯事件讳莫如深、诸多回避而导致承保失效时，主教团反击说，由独立的《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全国天主教记者）周报所发表的性侵犯事件报道证明他们并没有掩饰事件。该些报道曾受到主教团反对和指责。

　　揭穿谎言及掩饰一向是全球记者的工作，神职人员性侵犯事件渐渐被视为神职人员掩饰过犯的危机，而媒体亦如此报道。

　　上周，亚洲主教团协会神职办事处主办「娈童癖危机对亚洲教会的影响」研讨会。

　　枢机、总主教、主教和培育导师获邀到曼谷出席研讨会。记者要求采访却遭到拒绝，当然这不表示没有媒体作出报道。

　　当有机构或个人尝试阻止媒体报道某些事情，通常暗示事有蹊跷。召开研讨会的首要原因是应对性侵犯儿童问题，「不能像其他国家般让情况失控」。

　　亚洲的性侵犯儿童问题其实已像世界其他地方般被广泛报道。日本教会有别于其他亚洲地区的教会，处理手法值得赞扬。

　　在研讨会主办者的眼中，「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就是事件遭公开揭发后「情况失控」。换言之，研讨会首要关心的是阻止媒体报道。

　　研讨会主办者没有忽视性侵犯事件为受害人带来的痛苦。事实上，这是举办研讨会的「另一原因」。研讨会的通告说：「此次研讨会之所以迫切重要，另一原因是很多神父、修女，包括主教／培育导师，并不理解到底娈童癖实际上是甚么一回事，以及对儿童受害人的影响。」

　　可是，儿童受害人不该是主因，反而是「另一」原因？就像一句歌词：「他们何时才会学乖？」

　　媒体并非布告板，任由领导人张贴他们喜欢的信息。媒体亦非敌人。尽责的记者竭力发掘真相，认真工作，好使人们知道影响他们的真相。正如一所著名新闻学学校的训言：「人民终必知道。」

　　当权者如果了解记者将聚焦报道讨论及决议内容，便会在说出受害人是探讨问题的「另一」原因等废话之前三思。对媒体抱持开放态度，能保障教会领袖不会做出愚蠢行为。

　　教会领袖如果拒绝与媒体合作，往往失去表达立场的机会。执迷于保密及控制，祇会制造敌对局面，记者视之为游戏中的挑战，而教会人士却无法取胜。记者是擅长查找真相的专业人士。

　　顺带一提，梵蒂冈的确与那个国家有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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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玛利诺会甘伟霖神父（William Grimm，图）。甘神父现为天亚社主笔，长驻于日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