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来函：乐耀星神父──新闻的使命

A.J. Philip（印度） 

我八十年代在帕特纳第一次遇到何塞.卡维（Jose Kavi）。当时他在印度联合新闻社（UNI）工作。他是应我的朋友、已故耶稣会士Fr Jose Kananaikal的邀请来这座城市。

1990年我永久回到德里后，我再次遇到了何塞。当时，他是UCAN新德里分社的负责人。

UCAN过去每两周出版一次新闻，其中刊登远至来自加德满都，新加坡，科伦坡和达卡等地的记者的专题报导和评论。何塞要求我为UCAN撰写评论。我很少拒绝这样的任务。

我没想过何塞给我的任务是我进入UCAN的起点。因此，我与这通讯社之间微不足道的联系便开始了，该通讯社涵盖整个亚洲的报导不至只出现在天主教的刊物上，也出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报刊里。

有一天，何塞邀请我到他家吃晚饭，因为UCAN创始人兼总编玛利诺会士乐耀星神父来访，我欣然接受。如果何塞改变主意怎么办！当我到达他家，我发现那里挤满人。他们主要是何塞的朋友，UCAN员工及配偶。这是一个露天聚会。大家都在品尝美味佳肴的同时，这位玛利诺会神父“独自坐在人群中”。以教宗方济各的话来说，玛利诺会的神父和修女都像“一座教堂，流落街头，所以受到了挫伤，伤害和肮脏。”这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美国传教会。乐耀星神父选择像作家Pearl S. Buck的父母一样来中国传教。没有人知道他何时确切地发现自己的召叫是新闻业，而不是神学。乐耀星神父是耐心的化身。他不时啜饮着果汁，而每次向他提供小吃时都礼貌地拒绝。

他有远见，就是将UCAN发展成一线的世界通讯社，深入报导亚洲教会的一切事态；亚洲教会快速成长，就如欧洲教会衰落的速度一样快。乐耀星神父知道，沟通对于传教事业至关重要，用一个现代的词组来说，就像新冠肺炎病人对自由流动的氧气的需求一样。当他问我有关UCAN如何扩大最佳覆盖面的意见时，他只细意聆听。

同样在类似情况下，我在何塞的家中第二次见到他。这次我不必经人家介绍，因为他已从我的写作中认识我。何塞和他的同事在印度国际中心庆祝UCAN十周年的活动时，乐耀星神父也出席了。

多年后，我创建一份网上期刊时，我联系了乐耀星神父，寻求采取UCAN的照片和故事的版权。他很乐意地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将来成为报业大亨时要向他付款。

那条件没实现。后来我继续在互联网上查看UCAN的报导，很多时要么有人在井中发现修女尸体，要么是神父因挪用资金而被逮捕。当然，没有人能指责UCAN这种令人不快的消息。

有时，我甚至觉得UCAN很起劲去报导这些故事。我更希望UCAN能够进行调查报告，以揭示指控的真实性，即在贾坎德邦一名老修女无懈可击地作人道服务，却被指控将婴儿卖给加尔各答一个富裕家庭，而不是散布这种指责。

东京来函：回忆乐耀星神父

松隈康史（日本）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开始了在日本主教团秘书处的工作。记得在1993或1994年，我见到了来访的乐耀星神父（Fr. Bob Astorino, MM）。因为当时日本主教团出版英文月报，所以乐铎希望与日方合作，增加有关日本教会的新闻报道。本来他有意在东京开设独立的办公室，但是那样需要一大笔的投入，所以他选择了与我们合作。

乐铎一直关心日本教会，他每次来东京，都会来看望鼓励我们。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英文说得不急不缓，用词简单而明了，像我这样没有受过大学英文教育的人，也能听明白。后来知道，他跟东亚人讲话时总是这样，替对方着想，让对方听懂。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乐铎在曼谷就新闻采写主办进修培训，邀请我参加。期间，他邀请和鼓励我给大家用英文介绍有关日本教会的新闻热点，而且只用标题形式介绍。

我当时用了如下的这个标题：“东京的一个修女院是夜店小姐们的绿洲”（A nuns’ convent in Tokyo is an oasis for women who work in night clubs）。大意是，风尘女子们其实很寂寞、孤独，所以东京有一个修女院，在白天对她们开放，有修女陪伴她们一起吃饭、聊天。

乐铎一听这个标题，非常高兴，就大声回应我说：“这样的新闻也正是我们需要的信息！请你以后尽量把这样的新闻提供给我们吧！”

我们看新约圣经，福音的见证，并不是通过高深莫测的理论表达，而是通过普通教友们的日常生活来表达的。乐铎通过他创办的媒体，一直把亚洲天主教会的见证介绍给普世教会。换言之，他通过亚洲教会的日常新闻，讲述耶稣的故事。这是我特别怀念他的原因！ 

首尔来函：怀念乐耀星神父

黄保禄（韩国）

在我担任UCAN韩国办公室副主编的十多年中，乐耀星神父既是我的上司也是我的朋友。在这个职位上，让我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使我对亚洲人和教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开设了“亚洲平信徒领袖论坛”（Asian Lay Leaders Forum）。该论坛一直为亚洲的青年和年轻神学家提供培训的机会。

由于乐铎的奉献和支持, 得以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加上适合的薪资，我甚至可以同时在座落首尔的“我们的神学研究所”（WTI）工作，这样我了做“三方工作”，其中两项是志工。

在他之后，UCAN似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看起来更像是一家“外国”新闻社，而不再是亚洲新闻社了。

就出版新闻的时间而言，到现在仍然是为欧洲人服务，因为新闻出来在亚洲已经过了午夜和破晓时间。经由“评论”和“采访” 传达不同声音，特别亚洲人民和教会的声音已经变得颇为罕见，它过往是非常好和有名的资源管道，受到许多亚洲人，甚至对亚洲教会有兴趣的外国人所喜爱和珍视。

UCNA让我担心的现象是几乎看不到“天主子民”的消息；特别是来自地方教会的消息，像韩国，反而看到的是教会圣统制阶层，特别是神职人员的新闻。

如果UCAN能给予提供消息的人酬薪公平合理，它可以从亚洲许多地区获得质量优良的新闻资讯，而不是只将重点放在像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少数国家或从其他新闻机构“借用资讯”。

我祝愿未来的UCAN繁荣兴旺，成为一家真正亚洲新闻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