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修院拉丁弥撒日课歌本背后的故事
作者：陈守胜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3-05-06 12:17:09 浏览次数：次
1、修院的拉丁歌本
这是一本由圣座和圣礼部与法国圣若望修会合作于1929年出版的拉丁弥撒日课唱本《LIBER USUALIS MISSAE ET OFFICII》，它的书皮已经掉了一半，封底一张牛皮纸包着，书皮上已无字迹可以辨认。书的前四分之一已经翻的很旧，后面几乎全新，似乎未有翻动的迹象。书页自然旧。歌本纸薄如当代“圣经纸”，虽然经历了九十多年的岁月洗礼，仍然没有变硬变脆，纸张质量之好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修院收藏的歌本承载着一段中国教会曾经经历的艰难岁月，但它幸运地躲过了一场场浩劫而得以保存。于是，我尝试着去寻访这段历史的记载。
翻开封面的厚书皮，在扉页右上角有一个椭圆形印章，有三行文字，第一行是英文：CATHOLIC MISSION；第二行是英文：CHUNGKING；第三行是法文：Petit Séminaire，此外，扉页尚有四位传教士的签名，由于签名没有落款时间，且年代久远，许多传教士先后多已故去，这给断定歌本的使用年代带来了很大难度。不过，从此书印章内容看，可能为重庆代牧区时代的遗物，因为此书的出版时间为1929年，而1924年12月3日川东代牧区根据主教驻地更名为重庆代牧区。况且，印章的内容Petit Séminaire，即为小修院之意。因此，此书是重庆代牧区遗物或是重庆总教区遗物无疑。
事实上，如果有几位神父毕业于重庆小修院，想必会认识这个印章，甚至可能认得书扉页的签名，那么比较容易断定此书重庆代牧区历史上哪座小修院之书。于是，笔者委托重庆小德兰前去探访一位健在的重庆老神父。可惜小德兰说神父对这个印章没有印象。大概是年代久远，神父记不得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往事，或者这位老神父非出自这个重庆小修院，不认得此印章，此线索就此中断了。
没有更多线索，于是笔者试着从印章的内容出发。英文“MISSION”一词源于拉丁文“missio”，有堂区、教区之意，有传教区之意，有派遣、传教之意，似乎并未有代牧区之意，而“CATHOLIC MISSION”即可翻译为天主教，那么印章的内容即可解读为天主教重庆小修院。重庆代牧区（四川东境代牧区）在历史上创办过多座修院。其中有一座著名的修院就是慈母山修院，而它与代牧区的其他修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重庆代牧区历史上创办的修院
据2009年出版的《四川天主教》、《中国新方志》等资料载：1844年，四川代牧主教马伯乐、助理主教范若瑟，在重庆西郊深坑子（今马王乡）成立预备修院，刘保禄任院长，是为川东修院之始。1852修院停办，修生分别送马来西亚槟榔屿和穆坪修院（宝兴县）。1852年，深坑子修院恢复。
1856年，川东南代牧区在巴县接龙乡（场）水鸭宕成立重庆大修院与中修院。1865年，大修院与中修院分开，大修院迁往巴县白果树，中修院仍旧留在水鸭宕，1876年又迁回水鸭宕与中修院合并。当时，从修院毕业升神父的已有40多人。
1886年（光绪十二年），因第二次重庆教案，深坑子小修院、重庆大修院、中修院被毁，大修院、中修院、小修院迁往沙坝坪，古洛东神父任大修院院长。法籍古洛东神父在沙坪坝区四公馆，即高家花园现重庆大学校园内，设立天主教大修院、神父养老院、印刷所等。
1893年，中修院迁往忠县天池。1892年，川东南代牧主教舒福隆委托沙神父修建忠县天池修院，1911年，修院被命名为“天池震野修院”，由法籍杨沐华神父任院长，修生由白果树小修院选送。1929年，万县代牧区成立，中修院交万县代牧区管理。1930年~1955年，共有修生392人，升入大修院58人，1950年停办。
1895年，小修院迁往巴县太平乡（现和平桥乡）白果树。1907至1937年，梁敬谦（法）神父任院长。1939年，小修院又迁往巴县接龙乡水鸭宕，彭道庸（法）神父、李树声神父先后任院长。小、中修院迁出之后，沙坝坪仅留大修院。
直到1911年，天主教川东代牧区副主教纳慈宣经过多处勘察后，选定南岸鸡冠石观音山麓为修院地址，创办慈母山修院。修院于1911年动工，1913年建成，1914年招收修生。修院建成之后，沙坝坪大修院随即迁入慈母山修院。1930年，重庆大修院一些修生前往四川总修院就读，1933年，返回慈母山修院。此外，笔者从一些老照片中发现，1930年3月2日慈母山修院欢迎三位由首位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祝圣的三位国籍主教时，此时修院尚称为“慈母山大修院”。此时，中修院已经迁回慈母山修院。（《四川天主教》载：1911年，重庆南岸鸡冠石慈母山修院竣工后，大修院从沙坝坪迁入。这段记载与《中国新方志》出入颇大，由于未有更多资料可供参考，难以确定迁入时间。）
1939年（民国28年），重庆教区主教尚维善在今南岸白沙沱（今重庆83中）买地兴建辅仁大修院，两年后即1941年建成房屋1200平方米。1941年，慈母山大修院迁南岸白沙沱大修院（白沙沱大修院1939年动工修建，1949年停办，沙方济神父为第一任院长。）。南岸慈母山修院即由巴县接龙乡水鸭宕的小修院迁入，中、小修院合并，名为“慈母山培德中修院”。
而1929年8月，教廷划万县等成立万县代牧区，中修院从忠县天池迁回重庆南岸慈母山。1942年，中修院高中班迁往巴县铜罐驿明诚中学寄读，初中班仍留慈母山，李树声神父任院长。1949年下学期，中修院（初中班和高中班）全部迁往重庆曾家岩明诚中学寄读，潘彻宇神父任院长，1951年又迁回慈母山。此时，由于大陆变色，修生多已离去，只有少数留慈母山，不久修院停办。
1948年，小修院迁往巴县铜罐驿。教区利用原明诚中学校址，于巴县铜罐驿天主堂创办若瑟小修院。杨熙岚、刘宗渔相继任院长。1950年，刘充闾神父任院长，修院因多种原因停办，部分小修生前往慈母山继续学业。
上文提到两所“中修院”。就中修院的名称问题，笔者曾请教于教区主教，主教曾就读于多所小、大修院，最后毕业于徐汇大修院。一般而言并无“中修院”这样的称呼，而仅有小修院、大修院这样的称谓，“中修院”是相对于大、小修院而言。笔者查了许多教会资料，除了中西部一些省市，例如四川、湖北、贵州等省份，少有发现有创办中修院的记载。一般地，地方教会只会设立小修院和大修院，当然小修院分很多年级，就如学校一样，修生小修院毕业之后，经考核升入大修院。至于湖北的安多尼联合中修院是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为让小修院的修生完成必要的升学学业，多省联办的小修院。
小修院又称为备修院、“考验所”，学生一般来自各堂本堂神父从教友中选拔有志献身教会，家长同意的子弟，小修生入学年龄约10至11岁不等，小修生进入修院之后要经过2~4年的学习和考察，方能进入“中修院”。小修院的课程以拉丁文，经言、要理为主，此外还有学习文化课，而这本出自重庆小修院的《LIBER USUALIS MISSAE ET OFFICII》就是修士每天使用的全拉丁文弥撒和日课唱本，此歌本是修士最常用的祈祷歌本，人手一册。
“中修院”学制为四到五年，此阶段仍以拉丁课程为主，而课程的安排与小修院大致相当，只是内容比较小修院而言更加深入。“中修院”毕业后成绩优良的修生升入大修院。大修院学制一般是六年，其中哲学两年，神学四年，而大修院的课程包括经院哲学、圣经学、教会法典、宗教礼仪、神修学、伦理神学、教义神学等等。由此看来，“中修院”实为地方教会出于培育神职人员的需要或者由于诸如学习场地的限制、让修生更好地接受培育、让教会的教育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等原因，在教省总主教或教区主教的管辖指导下而创办的小修院。
一般而言，大陆五十年代后重修的地方志、官方资料等有关基督宗教的记载，由于受到强烈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记载之事常与历史真实面貌相差甚远，甚至有完全颠覆真实历史的，而且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往往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记载常有出错的情况。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没有找到教廷珍藏的档案和当时传教四川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和等资料，并加以对照、考证，因此，聊以国内的资料仅供参考。前面提及的《四川天主教》一书鲜有教廷传信部或者修会档案的引用，少有原始资料的引用，倒是引用了不少大陆教会研究成果以及不少民国时期教会的历史资料，因此，此书的参考价值仍然有限。不过相比地方志而言，此书倒是有许多优点，而且可以与地方志加以对照使用。
尽管如此，《四川天主教》纠正了不少地方志有关四川基督宗教记载的错误。例如，《中国新方志中》载：“光绪二十年，于望水乡天池风景区建立“震野修院”，又名“天池修院”。可容男女修士百余人，并设教会小学堂于此”。笔者查《四川天主教》多处提及震野修院建立的时间，均为1892年，即光绪十八年，《中国新方志中》记载的时间与之相差甚远。此外，震野修院是一座修士院，建立之初即将慈母山中修院的修士迁入此院。况且，男女修院不会合办，更无“男女修士”这样的称呼。《忠县志》的记载亦是如此，只是时间记成了光绪十七年。
3、拉丁弥撒日课歌本中发现的宝藏
重庆修院有过其他修院未曾有过的迁徙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不管是哪座修院，他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面临了一场又一场灾难和浩劫，但我们依然能看到慈母山修院和重庆小修院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沧桑。天主会记得那些生活在他内的人。
1949年后，修院的神职人员被全部驱逐，正在慈母山中修院学习的33名修生也被全部遣散回家，辅仁大修院6名大修生送去槟榔屿、2名送贵阳大修院。1954年，慈母山修院被改建成“新业奶场”，养起了奶牛，直到1978年。
重庆小修院最后的院址在巴县铜罐驿天主堂围墙外，如今那些修院的宿舍和教室依然伫立在教堂的边上。巴县铜罐驿天主堂最后一位本堂刘充闾神父也是小修院的最后一任院长。五十年代，因为教堂被没收，他被驱逐了，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迫当了长江边上的搬运工，受尽百般迫害和折磨，最后为主殉道。
这段历史是在笔者拜访教区主教之后去发现的，也深深懂得主教那段话的含义。那是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总堂的圣诞装饰已经布置好了，笔者带着这本拉丁歌集去见教区主教。起初，主教以为我是找他请教拉丁语，不曾想到我找他是询问一些教会史。在他主动给我翻看圣诞节拉丁弥撒曲之后，我才明白我们不要太关注人，却要在信仰中时刻寻找基督。主教的话也让我懂得，这本书的价值即在于耶稣基督，祂是我们信仰的宝藏。
这是一本由圣座和圣礼部与法国圣若望修会合作于1929年出版的拉丁弥撒日课唱本《LIBER USUALIS MISSAE ET OFFICII》，它的书皮已经掉了一半，封底一张牛皮纸包着，书皮上已无字迹可以辨认。书的前四分之一已经翻的很旧，后面几乎全新，似乎未有翻动的迹象。书页自然旧。歌本纸薄如当代“圣经纸”，虽然经历了九十多年的岁月洗礼，仍然没有变硬变脆，纸张质量之好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修院收藏的歌本承载着一段中国教会曾经经历的艰难岁月，但它幸运地躲过了一场场浩劫而得以保存。于是，我尝试着去寻访这段历史的记载。
翻开封面的厚书皮，在扉页右上角有一个椭圆形印章，有三行文字，第一行是英文：CATHOLIC MISSION；第二行是英文：CHUNGKING；第三行是法文：Petit Séminaire，此外，扉页尚有四位传教士的签名，由于签名没有落款时间，且年代久远，许多传教士先后多已故去，这给断定歌本的使用年代带来了很大难度。不过，从此书印章内容看，可能为重庆代牧区时代的遗物，因为此书的出版时间为1929年，而1924年12月3日川东代牧区根据主教驻地更名为重庆代牧区。况且，印章的内容Petit Séminaire，即为小修院之意。因此，此书是重庆代牧区遗物或是重庆总教区遗物无疑。
事实上，如果有几位神父毕业于重庆小修院，想必会认识这个印章，甚至可能认得书扉页的签名，那么比较容易断定此书重庆代牧区历史上哪座小修院之书。于是，笔者委托重庆小德兰前去探访一位健在的重庆老神父。可惜小德兰说神父对这个印章没有印象。大概是年代久远，神父记不得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往事，或者这位老神父非出自这个重庆小修院，不认得此印章，此线索就此中断了。
没有更多线索，于是笔者试着从印章的内容出发。英文“MISSION”一词源于拉丁文“missio”，有堂区、教区之意，有传教区之意，有派遣、传教之意，似乎并未有代牧区之意，而“CATHOLIC MISSION”即可翻译为天主教，那么印章的内容即可解读为天主教重庆小修院。重庆代牧区（四川东境代牧区）在历史上创办过多座修院。其中有一座著名的修院就是慈母山修院，而它与代牧区的其他修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重庆代牧区历史上创办的修院
据2009年出版的《四川天主教》、《中国新方志》等资料载：1844年，四川代牧主教马伯乐、助理主教范若瑟，在重庆西郊深坑子（今马王乡）成立预备修院，刘保禄任院长，是为川东修院之始。1852修院停办，修生分别送马来西亚槟榔屿和穆坪修院（宝兴县）。1852年，深坑子修院恢复。
1856年，川东南代牧区在巴县接龙乡（场）水鸭宕成立重庆大修院与中修院。1865年，大修院与中修院分开，大修院迁往巴县白果树，中修院仍旧留在水鸭宕，1876年又迁回水鸭宕与中修院合并。当时，从修院毕业升神父的已有40多人。
1886年（光绪十二年），因第二次重庆教案，深坑子小修院、重庆大修院、中修院被毁，大修院、中修院、小修院迁往沙坝坪，古洛东神父任大修院院长。法籍古洛东神父在沙坪坝区四公馆，即高家花园现重庆大学校园内，设立天主教大修院、神父养老院、印刷所等。
1893年，中修院迁往忠县天池。1892年，川东南代牧主教舒福隆委托沙神父修建忠县天池修院，1911年，修院被命名为“天池震野修院”，由法籍杨沐华神父任院长，修生由白果树小修院选送。1929年，万县代牧区成立，中修院交万县代牧区管理。1930年~1955年，共有修生392人，升入大修院58人，1950年停办。
1895年，小修院迁往巴县太平乡（现和平桥乡）白果树。1907至1937年，梁敬谦（法）神父任院长。1939年，小修院又迁往巴县接龙乡水鸭宕，彭道庸（法）神父、李树声神父先后任院长。小、中修院迁出之后，沙坝坪仅留大修院。
直到1911年，天主教川东代牧区副主教纳慈宣经过多处勘察后，选定南岸鸡冠石观音山麓为修院地址，创办慈母山修院。修院于1911年动工，1913年建成，1914年招收修生。修院建成之后，沙坝坪大修院随即迁入慈母山修院。1930年，重庆大修院一些修生前往四川总修院就读，1933年，返回慈母山修院。此外，笔者从一些老照片中发现，1930年3月2日慈母山修院欢迎三位由首位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祝圣的三位国籍主教时，此时修院尚称为“慈母山大修院”。此时，中修院已经迁回慈母山修院。（《四川天主教》载：1911年，重庆南岸鸡冠石慈母山修院竣工后，大修院从沙坝坪迁入。这段记载与《中国新方志》出入颇大，由于未有更多资料可供参考，难以确定迁入时间。）
1939年（民国28年），重庆教区主教尚维善在今南岸白沙沱（今重庆83中）买地兴建辅仁大修院，两年后即1941年建成房屋1200平方米。1941年，慈母山大修院迁南岸白沙沱大修院（白沙沱大修院1939年动工修建，1949年停办，沙方济神父为第一任院长。）。南岸慈母山修院即由巴县接龙乡水鸭宕的小修院迁入，中、小修院合并，名为“慈母山培德中修院”。
而1929年8月，教廷划万县等成立万县代牧区，中修院从忠县天池迁回重庆南岸慈母山。1942年，中修院高中班迁往巴县铜罐驿明诚中学寄读，初中班仍留慈母山，李树声神父任院长。1949年下学期，中修院（初中班和高中班）全部迁往重庆曾家岩明诚中学寄读，潘彻宇神父任院长，1951年又迁回慈母山。此时，由于大陆变色，修生多已离去，只有少数留慈母山，不久修院停办。
1948年，小修院迁往巴县铜罐驿。教区利用原明诚中学校址，于巴县铜罐驿天主堂创办若瑟小修院。杨熙岚、刘宗渔相继任院长。1950年，刘充闾神父任院长，修院因多种原因停办，部分小修生前往慈母山继续学业。
上文提到两所“中修院”。就中修院的名称问题，笔者曾请教于教区主教，主教曾就读于多所小、大修院，最后毕业于徐汇大修院。一般而言并无“中修院”这样的称呼，而仅有小修院、大修院这样的称谓，“中修院”是相对于大、小修院而言。笔者查了许多教会资料，除了中西部一些省市，例如四川、湖北、贵州等省份，少有发现有创办中修院的记载。一般地，地方教会只会设立小修院和大修院，当然小修院分很多年级，就如学校一样，修生小修院毕业之后，经考核升入大修院。至于湖北的安多尼联合中修院是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为让小修院的修生完成必要的升学学业，多省联办的小修院。
小修院又称为备修院、“考验所”，学生一般来自各堂本堂神父从教友中选拔有志献身教会，家长同意的子弟，小修生入学年龄约10至11岁不等，小修生进入修院之后要经过2~4年的学习和考察，方能进入“中修院”。小修院的课程以拉丁文，经言、要理为主，此外还有学习文化课，而这本出自重庆小修院的《LIBER USUALIS MISSAE ET OFFICII》就是修士每天使用的全拉丁文弥撒和日课唱本，此歌本是修士最常用的祈祷歌本，人手一册。
“中修院”学制为四到五年，此阶段仍以拉丁课程为主，而课程的安排与小修院大致相当，只是内容比较小修院而言更加深入。“中修院”毕业后成绩优良的修生升入大修院。大修院学制一般是六年，其中哲学两年，神学四年，而大修院的课程包括经院哲学、圣经学、教会法典、宗教礼仪、神修学、伦理神学、教义神学等等。由此看来，“中修院”实为地方教会出于培育神职人员的需要或者由于诸如学习场地的限制、让修生更好地接受培育、让教会的教育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等原因，在教省总主教或教区主教的管辖指导下而创办的小修院。
一般而言，大陆五十年代后重修的地方志、官方资料等有关基督宗教的记载，由于受到强烈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记载之事常与历史真实面貌相差甚远，甚至有完全颠覆真实历史的，而且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往往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记载常有出错的情况。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没有找到教廷珍藏的档案和当时传教四川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和等资料，并加以对照、考证，因此，聊以国内的资料仅供参考。前面提及的《四川天主教》一书鲜有教廷传信部或者修会档案的引用，少有原始资料的引用，倒是引用了不少大陆教会研究成果以及不少民国时期教会的历史资料，因此，此书的参考价值仍然有限。不过相比地方志而言，此书倒是有许多优点，而且可以与地方志加以对照使用。
尽管如此，《四川天主教》纠正了不少地方志有关四川基督宗教记载的错误。例如，《中国新方志中》载：“光绪二十年，于望水乡天池风景区建立“震野修院”，又名“天池修院”。可容男女修士百余人，并设教会小学堂于此”。笔者查《四川天主教》多处提及震野修院建立的时间，均为1892年，即光绪十八年，《中国新方志中》记载的时间与之相差甚远。此外，震野修院是一座修士院，建立之初即将慈母山中修院的修士迁入此院。况且，男女修院不会合办，更无“男女修士”这样的称呼。《忠县志》的记载亦是如此，只是时间记成了光绪十七年。
3、拉丁弥撒日课歌本中发现的宝藏
重庆修院有过其他修院未曾有过的迁徙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不管是哪座修院，他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面临了一场又一场灾难和浩劫，但我们依然能看到慈母山修院和重庆小修院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沧桑。天主会记得那些生活在他内的人。
1949年后，修院的神职人员被全部驱逐，正在慈母山中修院学习的33名修生也被全部遣散回家，辅仁大修院6名大修生送去槟榔屿、2名送贵阳大修院。1954年，慈母山修院被改建成“新业奶场”，养起了奶牛，直到1978年。
重庆小修院最后的院址在巴县铜罐驿天主堂围墙外，如今那些修院的宿舍和教室依然伫立在教堂的边上。巴县铜罐驿天主堂最后一位本堂刘充闾神父也是小修院的最后一任院长。五十年代，因为教堂被没收，他被驱逐了，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迫当了长江边上的搬运工，受尽百般迫害和折磨，最后为主殉道。
这段历史是在笔者拜访教区主教之后去发现的，也深深懂得主教那段话的含义。那是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总堂的圣诞装饰已经布置好了，笔者带着这本拉丁歌集去见教区主教。起初，主教以为我是找他请教拉丁语，不曾想到我找他是询问一些教会史。在他主动给我翻看圣诞节拉丁弥撒曲之后，我才明白我们不要太关注人，却要在信仰中时刻寻找基督。主教的话也让我懂得，这本书的价值即在于耶稣基督，祂是我们信仰的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