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挨过批，坐过牢，当过裁缝;但，一辈子的职业是当羊倌；
他，历尽磨难坎坷，却依然愉悦欢欣，笑对人生；
他，选择了信仰和铎职，就是毅然选择了拼搏与奉献；
他，面对世俗对教会的诱惑和挑战，依然充满了信心；
他，没有慷慨激昂的的高谈阔论，却用独特的温良恭俭让，受世人和基督信众的尊崇爱戴；
他，就是已年届92岁高龄，当神父60春秋的天主教内蒙古包头教区边振方神父。
他有怎样的人生历程呢？——我们相约近距离走进这位可敬的老人。
                   良善心谦， 简朴低调
     推开东河教堂建于1935年的亭子房最里边的一间房屋，简单朴素的摆设让人们仿佛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大小。靠窗户摆着两个老式单人沙发，前边的茶几上放满了各种经书和报纸，茶几中央竖立着一尊耶稣十字架，屋北边摆了一张最普通的木质单人床，最显眼的就是东面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尊近一米高的圣母玛利亚塑像，桌子下面摆着跪垫（后来才知道这是神父祈祷的地方），不知为什么屋角放着一台老式缝纫机。这里就是广受教友尊敬的耄耄之年的边振方神父的会客室、祈祷室兼卧室。宁静、整洁、温馨，各种物品摆放的整整齐齐、井井有序。没想到这间陋室里却住着一位胸怀天下的老人。
      时光飞逝，岁月跎磋，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神父该有怎样的沧桑面容，然而这位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步履稳健，一身大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山装干净利落地出现在眼前的老人，看起来似乎只有花甲年龄，谦和热情地招呼客人犹如邻家的老爷爷般让人感到特别亲近，不由得使人对他心生尊重敬佩和更加好奇。当得知我们要采访他时，他谦逊地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平凡的人，挨过批，坐过牢，当过裁缝，但一辈子的职业是羊倌，牧放天主交给我的羊，守护基督的羊栈。”
他思维敏捷，记忆清楚，娓娓道来的人生历程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怀着对天主的笃信，边神父始终都勇敢地面对着一切，也竭尽所能地善尽着自己的本分。正是这一坚定的信念让边神父尝遍了千辛万苦、经历了次次磨砺、挺过了道道难关，见证了教会的兴衰，也期盼着教会的复兴和美好未来。
他一生淡泊名利，谦虚谨慎，温文尔雅，乐观豁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做作、不张扬。神父从不沾烟酒，喜欢粗茶淡饭。小巴拉盖村的王永亭神父和柳建林神父，从小接受老神父熏陶领洗入教，长大了给老神父辅祭，后来老神父把他们送到修道院，再后来老神父亲眼看着他们被祝圣为神父，晋铎后已经在本教区分别服务了18年和9年。他们都说：“我们从没有见过老神父发过脾气，也从没有听说过老神父给谁发过脾气；他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始终像爷爷般慈爱的关怀着我们。”曾协助神父工作，当了十几年会长的李孝义、王崇喜、韩胜利、张挨亮等教友都说：“神父任何时候，无论顺境、逆境，都是不起尘、不动怒，总是喜喜乐乐、从容面对，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就连历任包头市委统战部分管宗教的副部长律可人、沃泽民、陈枫，都对边神父的长者风度、人格魅力和尽忠职守赞不绝口；律部长离开了付部长岗位、升了职，有时还专门来看看边神父，他说：“和边神父坐坐，感受就是不一样，让人感到温暖、踏实，受益匪浅。”呼市的樊马尔谷教友一提起边神父总是说：“边神父是我崇敬的善牧、心灵的使者，当之无愧。”他的善表和事迹被天主教的最高领导知悉，1996年，当时的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特颁布宗座遐福，以罗马教宗的名义向边神父降福。边神父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最大鞭策和最大的鼓舞，也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采访中，正遇几位会长来和神父商量，今年是神父晋铎60周年，准备按照传统为他举办一次隆重庆典。神父坚决不同意，还说让人们把精力用到福传和教会发展上去，还给会长们讲当今教宗方济各的俭朴、清贫、谦卑。确实，边神父的气质、他的性格、他对信仰的执着、他对教会的忠诚征服了教内的人，也感动了教外的人。说边神父德高望重，名副其实。
人们都说边神父艰苦朴素、无欲无求，确实是这样。他从没有让教会专门为他花过一分钱；他也从没有让别人给他买个什么衣服；他吃东西也从不挑剔，挑这个菜不香，那个饭不好。。但他对终生挚爱的天主却充满了信赖和渴望。他喜欢和天主交流（祈祷），把自己的酸甜苦辣向天倾诉；把教会的苦难，把教友的愿望向天主祈求；把自己、把教友、把教会托付给天上妈妈——圣母玛利亚。神父每天4点半起床，打开的的第一本书是日课书（神父们的每日颂祷）；晚上睡觉前最后合上的也是日课书；他的念珠几十年从没有离过身，一有时间就掏出来祈祷念玫瑰经。王永亭神父说：“在祈祷方面，老神父是我们的榜样，他祈祷的时间比我们年青神父祈祷的时间加起来都要多得多。”
当然，边神父这种善良仁慈、与世无争的性格，并不是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有的人说他“软弱无能”，有的人说他“胆小怕事”。边神父总是宽厚待人，为他们祈祷。他说：“我始终把普世教会本堂神父的主保、法国亚尔斯本堂神父圣维亚纳当成自己效法的榜样。我只是天主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没有本事工具嘛！”

          教徒世家，弃家修道

      92岁的边神父，眼不花耳不聋，上六楼气不喘、心率不加快，思维更是敏捷清晰，对以前的事历历在目。对于自己终身不结婚、严守各种教规戒律、过着清贫简单的生活、兢兢业业从事着传道的神父工作，他认为这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家族几代人都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而他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神父也是家族里的骄傲，是天主特殊的拣选和恩宠。对于天主教神父终身不娶，神父说：“其目的就是让神父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教会和教友身上，没有家庭的牵挂，减少金钱的诱惑，一心一意当好传教士。”
 边振方出生于伊克昭盟达拉特旗小淖尔村，家里兄弟姊妹共七人，他排行老二，他家几代人都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家族中出一位神父被视为家族的骄傲。和包头隔黄河相望的小淖尔村，其实并不小，那个时候村子里有近千人，大部分人都信教，在那个小小的村子里曾经出过3个修女、15个神父，还有一位主教（这就是从一解放就担任内蒙古总主教的王学明主教），而边振方非常光荣地成为第15个神父中的一位，也是最后一位。

      边神父的父母都是忠诚的天主教信徒，他会走路的时候就牵着父母的手进教堂念经望弥撒，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信仰氛围使边神父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就埋下了信仰的种子，默默地编织着自己的当神父、进天堂之梦。家里的兄弟都上过教会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唯有边振方坚持下来。在他14岁的时候到小巴拉盖村的培英中学读书，这也是当时绥远地区一所非常有名的教会学校，学校里有山西、宁夏、内蒙古各个地区的学生；老师有中国人，但大多是是来中国西北服务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神父，而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大个子、白胡子神父雷清源。在那里的三年学习生活，让他开拓了眼界，学习到了很多有用的学问，也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念。

    他18岁的时候又顺利地考入了位于土右旗二十四顷地的小修道院，开始了漫长的7年学习生涯。修道院就是培养神父的地方，他说选择走这条路没有任何的犹豫，这就是天主的召唤吧。在那里除了正常的高中课程外，最重要的一门课程就是学习拉丁文，这是当时想要做神父必须学会的语言，现在想起来，边神父还认为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拉丁文非常难学，以至于整整7年的记忆都被拉丁文占得满满的，班里的18个同学坚持下来的只有包括他在内的3个同学，他就这样顺利地考入了绥远地区的神学院，开始了哲学、神学的学习和研究；修道院的生活也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活。他的大修院生活非常丰富，除了全力完成学业外，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乒乓球高手…… 
在修道院，给他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那些远涉重洋、舎家撇业为中国的福传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外国传教士。他们有的家庭很富有，他们变卖家产带到中国来用于传教。曾经担任西南蒙古教区（原绥远教区）主教的荷兰人韩默理，在1900年被土匪把心脏挖出来，点了天灯，始终坚贞不屈；还有的外国神父病死在中国，他们来时就没有打算回去，和家人告别时说：“让我们在天堂上再见吧！”。还听说有一年附近一个村庄闹瘟疫死了好多人，在那里牧灵的神父也染瘟疫死去。但那村里有很多教友，主教决定继续派神父去。谁都知道去了就有感染的可能，感染了就会死去。派谁去呢？这时一位神父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给主教磕了一个头，就勇敢地走向了那个教友需要他、死亡等待他的村庄。这些外国神父的事迹，说明做神父就意味着奉献，就意味着牺牲，只有不怕牺牲的人才能作神父、只有勇于奉献的人才能当神父。这些前辈神父的善表在深深激励着年青的边振方，坚定着他做神父的决心和信心，也成为他以后效法的楷模。文革中有人说天主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外国神父是特务，他怎么也和这些济世救人灵的神父们联系不上。修道院还有一些本地的老师也是他的良师益友，李选清老师、大侯先生、李德信先生。这时共同采访的信德报王崇喜教友回忆：边神父作神父30年后，与李德信老师在东河区大有长巷教友菅风家相遇。中午吃饭时主人请神父上座，神父说什么不肯。推辞说：“老师在此，我怎么能上坐呢？”而他的老师也说：“神父在此，我怎么能坐正席呢？”神父的谦德，让在场的人着实感动。
1953年5月31日，是值得边神父永远纪念的日子，他和另二位同学在呼和浩特光荣的被祝圣为神父，从此开始了他有苦难、有欢笑、有喜乐的铎职生涯。那一年他30岁。

                  道路坎坷，苦难磨砺

    1937年，边神父在培英中学念书的时候，正是日本人侵华时期，对于日本人当时给国人的印象就是很凶恶残暴，还有“三光政策”，都让人们非常害怕。当时日本人是沿着铁路前进，而小巴拉盖村也恰巧在铁路附近，对于日本人的到来，村民和学生都十分恐惧，有一天日本鬼子开着铁甲车轰隆轰隆的，耀武扬威的进入小巴拉盖。边神父记得，学校里有一位叫文宝峰的比利时神父会说日语，在日本人要进入教堂时，站出来和日军指挥官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日本人只在村里横冲直撞地转了一圈就忙着占领包头去了。尽管如此，修道院学生和村民们还是吓得够呛。文神父说日本人可能对信教的人有好感，就没有进来骚扰。但信仰并没有使日本人真正收敛暴行，也没有免去战争带给人们的灾难，以后日本鬼子的铁蹄还是踏遍包头城乡。很多神父教友被逮捕拘押；日本人焚烧了神父老家小淖尔村教堂，枪杀了临近的河西新城天主堂神父唐扼劳；先后抓捕总堂白祥、哲学院李存哲、萨拉齐常世纪、三原井张昇文等神父；特别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后，比利时、荷兰对日宣战，在包头传教的比、荷神父成了日军重点防范和打击的对象，他们将很多神父抓走囚于山东长达四个月之久。当地的神长教友和全国人民一样，生活在日寇残酷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之中。
    1953年，初出茅庐的边神父被派往大后山固阳做付本堂。几年历练后又调回小巴拉盖村的教堂工作，成为这个绥远教区教友最多的村庄里的本堂神父。这里有他熟悉的环境，有着完备的各种设施，有修女院、育婴院等，还有培英中学（男校）、启秀中学（女校）等。近万的人口中有60%的信徒。正当他踌躇铸满志，施展抱负、决心为天主的工程作一番事业的时候，没想到各种磨难接锺而至。国家经历土改反霸、三反五反、反右派，以后四清运动，特别是文革浩劫，天主教都是“重灾区”，神职人员都是“重灾户”，“阶级斗争的紧箍咒始终扣在我们的头上。他们把天主教说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说我们是“洋教”，把神父修女说成“走狗”“牛鬼蛇神”。当时执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让我们深受其害”。解放初小巴拉盖教会占地面积约30亩，土改后只留5亩，学校停办，房屋没收，而且不断任意占用，直到文革把房屋、财产全部没收，将神父修女扫地出门，妄图彻底、干净地消灭天主教会。有的人公开到教堂进行无神论宣传，信教的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当兵、不能提干；国家公办学校的老师星期天到教堂门口看学生有没有进堂念经的，有就记下，星期一让进堂念经的学生写检查。很多教友离教堂远了，见了神父修女不敢多说话。小巴拉盖教会和其他堂区一样在苦难中挣扎。一直坚守这个阵地的边神父和韩进贞、陈德英两位老修女每天举行弥撒祭献，无数次地跪在全能天主面前呼求：“至仁慈的天父啊，怜悯我们吧！”

    然而， 灾难和迫害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峰。天主继续允许更多的灾难考验他所钟爱的人，苦难是天主另一种形式的祝福。1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穿着军装、戴着红袖箍的包头一中的学生冲入教堂，高呼“破四旧、立四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要砸碎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神父和两位修女首当其冲被当做“四类分子”“牛鬼蛇神”戴高帽、挂牌子批斗，白天到地里耕田劳动，晚上回来就开批斗会，那时口里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每次都是武斗：轻则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重则拳打脚踢。让我们交出电台、枪支武器、金银财宝。哪有呀？（他们无数次的抄家，并没有抄出什么武器、电台）交不出来就说不老实，就继续无休止地批斗。有时白天给你脖子上拴上绳子拉着你出去游街示众，路过的人必须唾骂、踢打，才表示与我们划清界限，那是非常痛苦折磨人的过程。即使是3岁小孩也可以随便拉着你出去游行。文革浩劫来势之凶猛、触及灵魂之深刻、触及皮肉之残忍，还真让我们这些经过无数次运动考验的人应接不暇、想象不到。虽然边神父轻描淡写地说着，但是当时的情景仍让人心有余悸。

    边神父说：很多批斗他的人都是曾经寻求过他帮助的人、熟识的朋友、当然也有他的信徒。其中一个红卫兵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每次批斗时，一些好心人怕他受伤假意踢打，手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有一次，一个老汉真的拿着棍子在他的腰上用劲狠狠打了一下，当时就感觉腰好像断了，痛的只能趴着走。比神父年长十几岁的两位修女更是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有一次，她们俩被打的奄奄一息、昏死过去，造反派把她们扔到柴火垛上，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在那样的日子里，三个“出家人”相依为命，经受前所未有的灾难的考验。他们最痛心的不是自己受折磨，而是教会受到的蹂躏。在高压之下，村子里很多人写了背教书，宣布与他划清界限。教友写了背教书就算“解放”了，对神父修女除了要求写背教书还得结婚还俗。韩修女是修女会会长，陈德英修女六岁时父亲背上她到的天主堂，文革时都六十多岁了，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三个人互相鼓励、互相搀扶，决心誓死不背天主。修女都说：“我们早就结婚了，我们的新郎是耶稣基督”。听到这话，造反派更狠狠地打她们。谈到那些折磨过神父修女的人，边神父说“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他们，形势所迫，都有不得已的苦衷。吾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求天父宽恕钉他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宽恕给我们灾难的人和那些制造灾难的人”。神父襟怀坦荡、慈悲为怀让一些参加批斗过他的人后来成了教会恢复时期的骨干。
但最让他难过的是小巴拉盖村建于1889年的哥特式教堂被无情地拆毁。他清楚地记得，66年8月25日那天，造反派聚集圣殿前喊了一顿口号后，宣布消灭小巴拉盖的反革命“大本营”。他们先用绳子把教堂钟楼上的铜钟吊下来，接着命令天主教的“孝子贤孙”边振方背到离天主堂500多米的铁匠炉销毁。这个铜钟用响铜制造，重约200斤，从国外进口；钟一响周边七八里的沙木佳、鄂尔格逊、大巴拉盖、五盛公村、南园村都听的清清楚楚。几个造反派把钟抬起来放到神父的背上，让他背着走。神父被连日折磨，加上腰上受损严重，怎么能背得动这200斤的铜钟呢？神父回忆说：“钟是圆的，人的脊梁也是圆的，造反派两边护住，钟才不至于掉下来。刚开始，我一迈步走，鈡还是晃悠了两下掉下来了。后来，我想起耶稣受难前被鞭打5400有余，背特大木十字架上加尔瓦略山受死，默不置辩，有如羔羊。师傅尚且如此，徒弟不会胜过师傅？只有坦坦然然、高高兴兴地接受。我要在今日成为基督活的见证啊。我就要有勇气与基督一起受苦。说来也真奇怪，想到了和耶稣一起背十字架，想到了把这些苦献给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马上加增了力量，一步步。一步步走向铁匠炉，实际上是一步步走向加尔瓦略上啊。我感觉到在我危难时是圣母妈妈帮了我一把。”这时一位教友插话说：“神父走的是上天堂的路啊！”神父稍微停了停，又风趣地说：“上天堂有这么容易就好了。我背铜钟短短500米，围观的人们有不同的表现和表情，有的人指手画脚、高吆二喊；有的人流露出同情的目光；还有一位老太太在悄悄擦眼泪。”神父说他最大的遗憾是再也买不到这么好的铜钟了。神父还说：“尽管教堂被毁了，他每天坚持的弥撒被迫停止；但我们心灵的圣殿是永远拆不掉的，我们恭敬天主的心不会改变；我们的信仰不会因磨难而放弃。同时我也做好了随时为主殉道的准备。魔鬼张牙舞爪，猖狂至极，只是暂时的；有圣神的指引，天主的事业一定要复兴、一定要胜利”。
边神父无论遭遇怎样的的狂风暴雨，怎样的艰难曲折，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他的生活都是平静如水，没有抱怨、没有憎恨、也没有迷茫和不安。他都在勇敢地承行天主的旨意。因为他相信天主给他的为他最好。有了这样的信德和爱德的生活，使他发自内心地感谢天主。
身陷囹圄，坦然面对
1966年10月15日，造反派说边神父顽固不化，死不改悔，把他送到包头东河区衙门口二号监狱坐牢。那时做事就是让人匪夷所思：把一个人投入监狱，竟然没有审判、没有判决书、没有期限。一句话：黑不说，白不说，想咋就咋，一切造反派说了算。神父虽然身陷囹圄，没有了自由，但他反倒松了一口气：好赖一天能有两个窝头，吃不饱，也饿不死，只要守监狱的规章制度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再没有人过问案情、再也没有批斗、再没有游街、也没有任意殴打。他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甚至连监狱的干部都不知道他的案情，只知道他是天主教的神父。
 一个20平方米的牢房最多时住进过30多个人，人满为患，人挤着人，晚上只要一坐起来就没有睡觉的地方了，不允许交头接耳，不允许互相打听案情。这么多人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个号子里，空气污浊、臭气冲天。新来的犯人一般都睡在靠近马桶的位置，只有再有新人进来才会挪得离马桶远一些。牢房里的人们来来去去，边振方却依然待在马桶边，因为边神父是个循规蹈矩的人，自觉遵守监狱的规矩。管教看他老实，就让他担任组长。新来的犯人都是组长安排住的地方，所以边神父就安排新犯人住的离马桶远些。他情愿自己多受点苦、受点罪献给天主。不久管自己案子的审判长也被批斗了，边的案子就这样更成了无头案，无人提审、无人过问、无人了解他的案情。他也一直在监狱里“修炼”了8年。监狱里鱼龙混杂，有坏人、也有好人，很多都是随着文革中不同阶段，比如：揪牛鬼蛇神、斗走资派、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进进出出的，“犯人”的犯罪事实是根据运动定罪的。有些老革命、老干部、老领导被弄进来，他们都是革命的功臣呀，现在也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思想接受不了，心里不平衡。虽然，里面严禁交流案情，但每个人的情况过几天大家都心知肚明。看到那些老革命都被冤枉，边神父很同情他们，尽力开导他们；也联想到自己是基督的徒弟，基督的路就是苦路，教会历史上那些圣人们，那个没有受过冤枉？受过磨难？今天把为人民打江山的功臣都抓进来了，何况我们这些革命的对象呢？再说世界的事情都由天主掌管，天主允许这些狂热分子，作恶害人，也是考验人。想到这里他心态平静平和，欣然面对，还尽量带头遵守监狱的规矩。神父这种逆来顺受、谦卑自下的性格真不多见。神父却说：“这不奇怪，因为我师傅（耶稣）就教我，打左脸连右脸都给他”
这里说是监狱，实际上是包头公安局看守所，关着的多是没有判刑的人，因为一旦判了有期徒刑就都转到呼市监狱劳动改造去了。这里圈着的人都希望自己早日定案，因为定了案就心里踏实了、就可以转走了，就可以吃个饱饭了，再也用不着提心吊胆应付提审了。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挨饿，早上喝玉米面糊糊，中午晚上各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一个星期给吃一个大馒头，一个月吃顿肉。由于没有油水，很少有蔬菜，主食的量也不够，所以根本吃不饱，上顿盼下顿。神父说“我这八年吃的玉米面比我的祖宗三代吃的都多。”没有信仰的人，真受煎熬啊！而且，每天狱中大家就是面对面的坐着，大眼瞪小眼，互相不允许交谈、没有娱乐、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大家早晨盼晚上；天黑盼天亮。每一个人只给发一本人人都读的所谓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大家枯燥的快要发疯了。而边神父和他们不一样。他说：“天主给了宝贵的机会，我可以充分利用这么多的时间祈祷呀！和天主心对心的交流、面对面的倾诉；越祈祷越觉得甘怡、喜乐；这八年里念的经比一辈子念的都多。我还无数次的回顾大小修道院学到的知识、信德道理、圣经教训。我也反思我一辈子得罪天主的地方，把握好天主预备的作补赎机会吧！”谦卑的人，寻求天主，必会满心喜乐。边神父因为有了依靠，有了好意向，所以增添了正能量，再苦再难也甘心忍耐，甘心顺从天主上智的安排。为了回报天主的爱，他愿意面对一切、接受一切。他在狱中还写了一首“我要永远为你歌唱”的歌,表达他对天主的无比热爱、无比钦崇、无比忠贞。他就是每天心里无数遍唱着这首歌唱、赞美感谢天主的歌渡过了漫漫的八年牢狱生涯。（这首歌至今仍在教友和修女中传唱）
八年啊！3000多天啊！整整一个抗日战争。是他的虔诚的信仰使他坚持了下来。
牢记职责、拯救死囚
八年里，边振方神父在努力修炼自己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用行动实践基督的教导，关怀着别人的灵魂。
有一天，一个带手铐脚镣的重犯人被带了进来。边神父认识，是小巴拉盖村的人。叫曹明，二十七、八岁，是个冷淡教友。管教把边神父单独叫出来说：此人是个杀人犯，杀了老婆，不久就要被枪毙，要边注意他的举动，防止他有过激行动。边神父想：这个人杀了人、犯了法、“杀人者必受审判”，肉身受极刑，完全应该。但他尽管冷淡，毕竟也是天主造生的人啊！所以一开始就想法拯救曹明的灵魂。他尽量从生活上关心他，照顾他。遇上吃馒头，把自己的那个给曹明吃，自己饿着；曹明大小便边神父给他解裤带、系裤带（曹明始终带着手铐脚镣）；解完手，边神父还要给他擦屁股，帮他穿衣服，晚上把自己的被子给他盖。边神父不嫌脏、不嫌烦，耐心周到的照顾了这个杀人犯四十多天，不但感动了曹明，也感动了号子里其他的人。有个当过县处级干部的人出来后，夸奖说，如果边神父当干部，肯定是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曹明说他小时进过教堂，吃过“饼饼”，可见他是多么冷淡呀！可是，再冷淡也是我们的教友啊！他的灵魂不能放弃、不能抛弃，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挽救。边神父把曹明安排睡在自己身边，抓紧时间、悄悄地利用各种机会给他讲天主教的一些简单又基本的道理，讲天主的仁慈宽恕，启发他悔恨自己的罪过。神父把要悔改的重点，把牙膏皮搓成笔，写在纸上让曹明看，曹明看完把纸条吞进了肚里。神父大受感动，认为他是真心悔过，就悄悄给他念了赦罪经。曹明被拉出枪毙那天早上，边神父拿出自己的一条新秋裤給他换上，给他洗了脸。自己早饭那碗玉米面糊糊也让给了曹明喝（边神父说：现在电视上枪决犯人头一天给吃顿好饭，根本没那回事。”曹明被执行走时是带着微笑走的，还扭头深深看了边神父一眼，说了声“再见！”。犯人们议论：再见？还有再见吗！边神父笑了笑，心里说，他肯定说的是“天堂上再见”！边神父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宽恕右盗——恩赐“你今天就到乐园里”，是因为右盗的认罪悔改承认耶稣是救主。今天，死刑犯曹明回头了，认罪了，悔改了，相信天主不会舍弃他的灵魂的。所以，神父还给他念了临终经和炼狱祷文。
又有一年，小巴拉盖的一个叫王四根的冷淡教友也因杀人被抓了进来。边神父很惦记他的灵魂，可和他不关在一个号子里，怎么提醒他认己罪悔改救灵呢？他很快要被枪毙的，时间不等人，无论如何要在枪毙之前救赎他的灵魂。为此神父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他利用放风（两个号子不在同一时间放风）或倒马桶回来时路过王四根的号子，稍微停顿一下，故意看着他说：“悔改！” 。过了几天，他又重复上面的话。第三次，王四根终于深深地点了点头。第四次，边神父又路过，对着王四根说：“你发痛悔，我给你念赦罪经。”王四根再次深深点了点头，神父举起右手，给他念了赦罪经。
还有一个叫边有小的教友因为参加圣母军和对现实不满，被打成反革命也抓进来。这是一位好教友，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决不背教。和神父相距咫尺，但不关在一个号子里，无法用语言直接交流，只能放风时，互相亲切地看对方一眼。后来监狱对这个教友松懈了，认为他表现好，就让他每天扫院子。有一次放风，边神父坐在一个角落里晒太阳。边有小扫院子扫到边神父的跟前，趁人不注意，故意把一个小纸团扫到边的面前。边神父慢慢打开一看，原来是边有小在一个烟盒上写的他的罪，请求神父代表天主赦他的罪。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这位教友还想到办神功，神父好感动、好敬佩啊！面对这位真正热心的好弟兄，神父站起来，庄重地举起右手。那位教友出狱后和人们回忆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随时都有被枪毙的可能。从一进去我就想办神功。可是接触神父很困难。又不了解神父还坚持不坚持信仰，不敢冒然和神父说。后来我细细观察，神父还是慈眉善目、和奶可亲，我肯定神父没有变。这才大胆地自己的罪写在捡来的一个纸烟盒上，悄悄扫给神父。我看到神父看完后眼里闪着亲切的光芒，站起来给我念了赦罪经。我别提多么高兴了。”
我们听了边神父慢言细语介绍的这些故事，真好像电影电视里做地下工作的一样。要知道，那时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人人自危，生怕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如果神父的行为暴露，肯定会招来各种处罚。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他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境况下，还在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是天主的爱催迫着他！是救主耶稣救拔人灵的慈心催迫着他，使他时时与爱同行、事事与主同在，这大概就是信仰的魅力吧！说到这里，神父又给我们说：“神父这个称呼，外国人叫司铎。司铎是干什么的呢？顾名思义，司铎就是摇铃铃的人。司铎的任务就是提醒人们：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天国临近了，信从基督吧！”难怪当时有一个和神父关在同一个号子里的人，放出来后见了韩黎明、陈睿教友说：“边神父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在衙门口二号的日子，因为每天睡在地上，阴暗潮湿，缺乏营养，加上很少允许出去劳动，晒不上太阳，边神父的腰腿都有毛病，甚至脚后跟痛的几乎沾不了地，他只好捡了一个棍子柱着。五十多多岁的人，身体憔悴的好像六七十岁的老头。
无罪释放，手艺糊口
文革后期，国家形势渐渐好转，邓小平开始搞整顿，混乱不堪的局面在扭转。看守所不堪重负，老圈着这么多人也弄不出什么子丑寅卯，定罪定不了，判刑判不了，只好把其中的大部分释放，交回原单位一边监督劳动，一边继续交代问题。就这样，1974年11月17日，仍然是黑不说、白不说，就把边神父送到东河区的他的三兄弟家，住了两三天，五兄弟边虎才和大侄子又把边神父接到小巴拉盖村。
再次回到小巴拉盖村时，他的一言一行仍受到革委会指定的村民监督，而昔日的教堂房屋已经全部被没收，成了大队做钢丝面、豆腐坊、俱乐部、办公室等使用的地方，没有了边神父的立锥之地，他只好和他的二姨在一个只有10来平米的小屋内栖身。但神父已经很满足了，小屋虽小，但比脏臭不堪的监狱强百倍。长期与他同喜乐、共患难的两位大姐姐——韩进珍、陈德英修女，在他入狱后就被扫地出门，安排到生产队劳动改造，挣工分勉强养活自己；天主堂的财产全部被抄走或没收，。边神父身无分文，身体虚弱，50多岁的人，能干什么呢？人家说“劳动改造”，怎么改造？怎么去挣工分？面对这些摆在面前的实际问题，他说：“世界上没有饿死的家雀，天主连路边的小花小草都照管，何况我这个按天主的肖像和模样造生的人呢？天主自会预备。”。有一热心教友曾在一天晚上安排他们三人见了一面，三人抱头痛哭，互诉衷肠。边神父对老修女的不失望、不抱怨、不背教、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高贵品格非常敬佩。大家看到对方都活着就很欣慰，并且从心眼里感谢天主的助佑和安排。
文革中一些神父修女都被要求结婚生子，边振方认识的神父修女们几乎都在这个时期结婚了，甚至那位他崇敬的总主教也和一位他认识的修女结婚，包头的副主教也和修女接了婚，还有了儿子。他放出来后，干部们还企图让他还俗结婚，也有好心人给他介绍对象。但是在经历过这么多的风雨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为他被祝圣神父时曾经发过誓愿——终身不娶，把自己完全献给天主。那时风行“忠于”这个词，忠于伟大领袖、跳忠字舞、表忠心。边说：我也忠于，忠于信仰、忠于誓言、忠于职守。那么严重的折磨都没有动摇，现在好容易放出来了怎么会再去结婚呢？他庆幸在这场浩劫中他没有家庭的牵挂和拖累，抱着这样的想法他一直未婚。
    文革中，他的自行车、手表还有钟爱的“盛佳牌”缝纫机都被红卫兵没收了，虽然被释放后身无分文，但是他的一手绝活却消失不了。在神学院时，为了让学生能有自力更生的条件，让学生自己选择一门手艺，有的选择修表，有的选择厨艺，边振方选择学习了缝纫。文革前他就用一双巧手为村民们制作衣衫，当年的手艺也是远近出名。因此放回来后，村大队让他带领村民重新成立了缝纫组，他可以干缝纫活挣工分来糊口，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他的起居室里为什么有一台老式缝纫机的缘故（这台缝纫机现在失业了，但他舍不得扔掉）。这时他趁机以老修女缝纫技术精湛为理由，提出让二位老修女加入缝纫组。三位志同道合的天主的好儿女又重新聚在一起了。三个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精神焕发，身体也在逐渐恢复。
尽管边神父的生活安顿了下来，每天忙忙碌碌，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受管制，出去15分钟都要请假，定期向革委会汇报思想。但他始终铭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福传和牧灵。尽管文革浩劫棒打羊群散，表面上看天主的教会消失怡尽、荡然无存；但神父还在，修女还在，传教士们2百多年打下的信德根基还在。所以只要神父在，就有希望、就有未来、就有明天。尽管白色恐怖仍然笼罩着小巴拉盖上空，但国家的总体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人人憎恨厌恶的“浩劫”也有结束的迹象。人们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信仰和教会的前途。边神父也利用各种机会接触教友，和那些同情神父、同情教会的人进行简单的交流，告诉他们神父在坚守、修女在坚守，天主教不会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提高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对一些热心教友提出的告解、终傅、婚配圣事，想方设法偷偷满足他们。边神父在冒着风险，一个一个地寻找失散的亡羊，重新聚拢他们的心。刘福、雷明春、大侯先生、李选清先生、张国华、乔根柱等教友们也在想念着神父、关心着神父，看到或听说神父仍在坚持、坚守，大家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希望。大家也在偷偷接近神父、安慰神父、鼓励神父。也从神父的眼神和片言只语中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在市区工作的范全圣、赫文记、王崇喜、张成恩、葛忠良、杨振亚等河北籍教友，骑自行车往返140里，专程来看望神父，他们怕给神父惹麻烦，没有直接到缝纫组见神父，就先到村边上一户叫桂前的热心教友家，让桂前把神父请来。大家看到神父拄着拐棍、漫姗着走了进来，喜悦、高兴、心疼、心酸，泪流满面，哭成一团，五味杂陈、涌上心头，好像离家很久的荡子回到了家、回到了父母身边。对于教友提出的请神父举行弥撒的要求，神父说：“我现在只能把耶稣基督的祝福给你们，让我们共同祈祷，相信以后我们一定会举行弥撒的！请大家记住耶稣说的话“不要怕！”，因为天主与我们同在。”神父无法作弥撒，却给了大家降福，这个降福值千金啊！这短短10分钟会面给大家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神父在努力实现恢复教会、复兴教会的梦想，凝聚力量，等待时机！
抓住机遇，恢复教会
1976年10月6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全国在沸腾，教会也不例外。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二中全会 宣布 改革开放后，公布了和教会有关的二号文件。在长期地表的高压下，生发和涌动着激情澎湃的思想岩浆终于蓬勃爆发出来，经历风雨又见彩虹。教友们公开讲信仰、找神父；神父也甩掉了棍子，公开找亡羊、见教友，鼓励他们、发动他们。大家共同的心愿：恢复教会、恢复宗教生活。
1979年冬天，是上主安排的一天，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教友的心却滚烫发热，小巴拉盖村的教友在边振方的主持下，在鲁家大院里举行了内蒙古文革后第一台公开弥撒。人们跪在雪地里，黑压压的，大概有二三百人。大家发自内心地感谢天主的救援，因为天主俯允了我们。弥撒后，教友们久久不愿离去，放声高唱着赞美、感谢天主的歌。领圣体时很多教友热泪盈眶、激动之情，令人十分感动，特别是那些曾经背过教的都真心痛悔自己的罪过。冒着再次坐牢的危险，边振方神父挺直了腰板，勇敢坚定的率先在内蒙古地区恢复了宗教生活。
边神父接着说：“，大概是1980年复活瞻礼后，市委统战部下来人贯彻中央二号文件精神，宣布为我平反：强加在我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倒。问我还愿意不愿意继续当神父？我说：我受了那么多苦，就是为了继续当神父”。于是他们把大队干部找来，吩咐他们落实宗教政策：先把大队翻砂车间占用的教会六间正房腾出来做临时教堂；再把大队办公室占用的几间房腾出来，给神父修女住。二号文件的东风吹到了塞外草原，吹得我和教友们欣喜若狂，温暖得让我们这些受尽艰难困苦的“革命对象”感激涕淋。我们的教会随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复活了。教友们立即行动起来，整修被小工厂弄的脏乱不堪的房屋。泥瓦匠、木匠都是教友义务，大家干完了活回自己的家吃饭，谁也没有想过要报酬。让神父至今不能忘怀的是做祭台、跪凳的木匠，一个是现任小巴拉盖堂区杜华仁会长的父亲，一个是离小巴拉盖40里，在糖厂工作的葛忠良。他们没明没夜，不怕辛苦、不怕疲劳。特别是葛忠良，有时干完活，骑自行车回糖厂上班，下了班再回来干活。他们的无私奉献天主不会忘记，教会不会忘记。神父教友共同发力，临时教堂在1980年的瞻礼前完工。
1980年圣诞瞻礼这天，小巴拉盖村上空，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欢呼之声响彻云霄。我们终于又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圣殿里祭献天主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这一天，我们盼望了14年多啊！我们的好天主满全了我们、救助了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了主的圣名。包头市区复堂是85年，呼和浩特总堂是82年，小巴拉盖复堂是内蒙古最早的一家）。
小巴拉盖复堂的喜讯很快传遍了周边教区和包头所有的堂口，整个土默川平原上像五月天上响了一声炸雷。那些在苦难中盼望上主救援的教友们纷纷来小巴拉盖寻找神父、参与弥撒。教友们的信仰热情被点燃了。大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遇大瞻礼或节庆日包头市区教友包上几个大轿车赶来。小巴拉盖教友对外地教友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向接待回家的亲人一样，无论来多少人都是睡热炕头、盖好被褥、喝开水、吃好饭。最忙碌的要数会长刘福、雷明春了，他们是恢复教会时期的带头人。神父更是忙的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人多了，要办圣事，神父听神功，常常是通宵达旦。
宗教生活恢复了，边神父并没有停下继续奋斗的脚步。临时教堂只是临时的，他暗暗下定决心，要给天主建一所更大、更好、更体面的圣殿。
百废待兴，凝心聚力
教会复兴的机遇来了，首先该抓什么？边神父说：“最重要的是把羊找回来，把他们的心聚拢起来。”神父扔掉了拐棍，精神焕发，四处奔波，不辞辛苦的一个一个地去看望教友，给他们送去基督的平安和教会的问候。他的活动不但在本村，周围的村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农家土炕上和教友们交流苦难中的感受，在教友的小屋里举行弥撒。在包头市区，在土右旗，在后山固阳一带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亲自动员有一定基础的教友，组织起小巴拉盖堂区音乐队。把教友们的积极性和信仰热情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来。
这期间，他的同行们也陆续获得了自由：坐牢21年的王希贤神父（后为呼和浩特教区主教）；坐牢20年的李存哲神父（李曾任修道院院长是边神父的老师，，李后为绥远教区主教）；先后坐牢19年的姜立仁神父（后为乌盟主教）；坐牢十几年的乌盟三常神父兄弟；特别是老同学、本教区的范路易神父（后为教区长），老同学刘世功神父（后为乌盟主教）以及他的老家本堂张克承神父。他们的重逢相见，诉不尽的主内情，说不完的兄弟话。大家互相问候，互相鼓励，这些神父们（有的是他修道院的老师）在患难中表现的高风亮节、坚强不屈，大大鼓舞了边神父的信心。
在包头，他的老师李德信；他的学生或同乡：李孝义、梁秉忠、杨世忠、韩黎明以及河北籍的樊希芒、范风新、王崇喜、范全圣、赫文记、韩胜利等很多热心教友勇敢地站出来，支持神父、协助神父。而且，每逢瞻礼和大的节日都组织教友到小巴拉盖参礼。后来，成车大马的老去小巴拉盖，引起了政府一些干部的阻拦。这些尚有“极左路线”流毒的人说这么多的人影响治安，让神父不要接待包头教友，神父说人家自愿来，我有什么办法？他们还要包头的组织者李孝义、王崇喜写检查，要不就告诉所在单位停止工作。这些教友搬出国家的政策、法规据理力争。最后达成政府、包头教友、边神父等三方都满意的共识：边神父可以在每月初一、十五和大瞻礼的下午来包头送弥撒。边神父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既要虔心尽责照管小巴拉盖的羊群，又要风雨无阻地照顾包头的教友。有一年，神父和小巴拉盖的教友迎完圣婴，又马不停蹄地和刘会长一起带领音乐队赶到包头，和包头教友一起分享基督圣诞的喜悦；再回到小巴拉盖后已到举行天明弥撒的时间了。那几年，人们不习惯“集体念赦罪经”，都愿意到神功阁单独办告解。边神父总是耐心倾听每个人的告解，并且根据不同情况讲解道理。有的瞻礼从头一天下午坐到神功阁，听神功整夜整夜的。有的教友建议：这么多人办神功，神父身体吃不消，尽量少讲道理吧！神父总是说神功阁讲道理对每个办圣事的人特别重要。因此，不论多冷多累，总是照讲不误。
他时刻惦念教友灵魂，对于教友们需要牧灵尽心尽力、不辞辛苦、不怕困难。固阳县有个叫吉稳哉的教友得了重病，指名道姓要请边神父终傅，神父数九寒天坐农用四轮车200余里给她行圣事；老人去世后，神父又亲自带领小巴拉盖乐队给她送殡。1981年5月，老师李德信的老伴刘白女去世，他亲自前来和范神父、姜神父在李老师居住的大院中举行殡葬弥撒，参礼教友人数之多（大约2000人），礼仪之隆重、影响面之广大都创下了包头历史之最，很多教外人站到房顶来看从没有见过的稀罕事。弥撒之后，三位神父和教友们排着几里长队前往墓地送殡。以致造成短时间交通堵塞、行人纷纷驻足观看。耶稣基督救赎的十字架显扬在包头上空。
政府看边神父的影响在日益扩大，说他爱国爱教，提名让他当了包头市政协委员、九原区人大代表。天主教的代表公开以基督信徒的名义参政议政。天主教的政治地位与文革前有了明显变化。
重建教堂，彰显圣教
随着教会影响日益扩大，参礼的教友越来越多。小巴拉盖临时教堂已经满足不了教友们宗教生活的需要。主日、节庆日，很多教友只能站在院内参加弥撒。边神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边神父决心抓住政策放缓的时机，重建新堂。
他奔波于城市乡村，求哀矜、筹善款。让他感动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人们还很贫穷，但都尽力帮助教会。本村教友土里刨食吃，没有多少现钱，只好奉献一些小麦、玉米。城市工人大都挣个三四十元，也都尽力拿出来奉献。那时人们没有堂区的界限，只有一个观念，奉献给边神父，就是奉献给教会、就是奉献给天主。包头一个卖冰棍的上海籍寡妇老太婆，眼睛视力只有0、2，每卖一根冰棍只挣5厘钱。听说小巴拉盖要建新堂，拿出攒了很长时间的全部405元，连同存折一起交给刘福会长。神父深情地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些支持我的好教友们。”
就这样，小巴拉盖新教堂在边神父筹划下、在刘福会长的操劳下、在包头城乡教友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筹措十几万善款破土动工了。很多当地教友奉献义工帮助。一座建筑面积约400平米、可容纳5、6百人、钟楼高30米的崭新圣殿又屹立在土默特平原上。虽然新圣殿没有原来的圣殿豪华壮观，但在内蒙古教会的影响却是空前的——这是内蒙古地区改革开放后，第一座新建的圣殿啊！
1989年11月 19日，新堂落成大典，吸引了教内外朋友4、5千人参加。仅参加坐席的外地教友110桌，1100人；本村教友120桌，1200人。可谓盛况空前，也成为当地人们口耳相传的善事。
这期间，边神父也在积极筹备恢复修女会。小巴拉盖圣母圣心修女会成立于1941年，当时有38位修女。解放后，人数逐渐减少；文革时只有韩、陈二位了。改革开放后，大批有志女青年决心终身奉献天主，她们纷纷投奔边神父要求弃家修道。四子王旗本堂刘世功神父（后为乌盟主教），也为边神父介绍大量圣召。边神父满腔热情地对待这些教会优秀人才，收留她们，组织修道。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政府得知这个情况后，统战、民委、公安横加阻拦，多次到小巴拉盖遣返修女，给边神父施压。边神父顶住压力，直到坚持到政府认可。有位修女说：“我们一看见干部来了，吓得东躲西藏，看人家边神父，稳坐钓鱼台。”在神父的精心培育下，修女会终于恢复。如今，已经有11位修女矢发永愿。有资料证明，包头教区圣母圣心婢女会是内蒙古地区第一个恢复的女修会。有修女感慨地说：“这凝聚着老神父的心血啊！”
这期间，边神父注重教会接班人的培养培育。小巴拉盖的王永亭、柳建林神父光荣晋铎，现已经担当大任。
调任包头，壮志不减
1992年6月25日，当时的教区长范神父一纸调令，将边神父调到东河管井梁天主堂担任本堂神父。边神父说：“小巴拉盖刚建了圣堂，各项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打心眼真舍不得离开。可是调动就是命令，服从调令是神父的天职啊！所以，我还是愉快地上任了。”
来到东河后，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整修了教堂。东河天主堂始建于1935年，文革被管井梁小学占用，钟楼被拆。所幸教堂尙保留。落实政策教堂回归，前几任神父都组织过维修，但因资金短缺，所以只限于修修补补。边神父到任后，首先对教堂进行大规模维修。第二件事就是募捐资金十几万元，于1996年建起500余平米的修女会院，使修女们有了自己的家。边神父说：“盖修女楼最担心的是质量问题，好在当时的会长韩胜利，很负责任，她亲自找的工程队，签的合同。质量必须保证。尽管这样，教友们还是不放心，80岁的王贵教友、王华英教友多次爬上脚手架监督检查。我真没有多大能力，我这一辈子只知道依靠教友。教友们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好办了。”包头教友热心敬礼圣母玛利亚，边神父重新改建了圣母山，教友们进堂前先给圣母行礼，出堂后回家再和圣母告别，表示对圣母的崇敬、依恃、信赖之情。
2004年6月9日，经范路易神父提议，内蒙古总主教批准，边神父担任包头教区副教区长，随着范神父耳病加重，边神父实际成为教区长。他说：“虽然范神父信任我，把教区的工作交给我。由于我的领导能力有限，教区各种矛盾加剧。这几年教区各项工作并没有做出多大成绩。我的年纪已经不允许再担任这个职务，前几年我就多次提出更换年富力强的神父担任这个职务。”
边神父说：“2011年，面对全国如火如荼的大好福传形势，我也想把包头教区兴旺起来，投资180万元在小巴拉盖天主堂建起三层176平米的教区福传大楼，决策是我定的，主要工作是王永亭神父组织的，教区把仅有的60万元全部花在这项工程上了。其余100多万一部分是当地教友奉献的，大部分是王神父求哀矜来的，听说呼和浩特一位教友就给了10万，包头教友给的也不少。工程老板之一刘伟的爱人是教友，质量有保证，费用也减免了不是少数。个别神父和部分教友对此至今耿耿于怀，提出”为什么要把钱投资在小巴拉盖？是不是有私心？因为教区长是小巴拉盖的”。说心里话，我没有私心，当时主要考虑把福传大楼建在城市困难很大，手续繁多，根本盖不起来。即便盖起来，你想搞些活动也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小巴拉盖是农村，用不着办任何手续，搞活动也没有“婆婆”管。当然离市区是远些，要知道小巴拉盖教友也多呀！去市区不是同样的远近吗？据我所知，天津教区福传中心建在离市区52公里的双树村；赵县教区把福传大楼建在边村，不是挺好吗？远也好，近也好，建起了就不错了，有多少教区有福传大楼呢？教会就是这样，人多嘴杂，你不做工作，没事，一做工作，就有说三道四的。管他呢，只要问心无愧就对得起天主就行了。”
坚持走好，永生之路
谈到天主教会的前途，边神父立刻坚定的说：“教会的前途是美好的、光明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两千年来，吾主耶稣亲自建立的圣教会遇到多少艰难坎坷、妖魔鬼怪，都闯了过来，信仰基督、皈依圣教，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救主救赎普世的十字架必将竖立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前教宗说：耶稣降生后教会大发展第一个千年在欧洲，第二个千年在拉丁美洲，第三个千年在亚洲。我们亚洲，我们中国，我们内蒙古大有希望，包头教会更是充满希望。当然，教会也出现很多问题。传福音大都停留在口头上，说的多，做得少，现在连说的人也不多了。关键是我们的心没有放到传福音这个“宝”上。腐败已经威胁到教会健康的肌体。中央几代领导人都很重视加大反腐力度。人家国家和政府有监督机制，有纪检委，我们教会缺乏这个机制。我们的神职人员整天沉迷于下什么饭馆、穿什么衣服、换什么手机、玩什么电脑，怎么有心思忙天主的事呢？为什么万民福音部说，世俗化是教会的最大敌人？这个提法抓住了教会停滞不前的关键。”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看的出来，老神父还在为教会的明天费心操劳啊！
谈到他今后的路，神父很坚定的说：“我的路，已经走了90多年，继续走，不回头、不动摇、不泄气。有一首激情歌曲说得好“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寻求，这条路需要我们去走，这条路是圣洁的路，又是耶稣走过的路。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了九十九。我就是要走这条永生的路，直到尽头。人家保禄宗徒说这场好仗已经打完，赛跑已到终点，等待天主的冠冕。但，我的仗还没有打完，还没有到达终点，我还要加油、奋进。新任教宗6月25日说：‘成为基督徒这不是偶然的事，是一个召叫。做基督徒是爱和友谊的召叫，是成为天主儿女、耶稣弟兄的召叫’。我们都应该不辜负天主的召叫，走好成圣的路”
90年的信念、60载的坚守、终生的追求，常常喜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晚霞无限好，光彩更照人，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望着老神父坚毅的面容，我们相信他的信仰人生一定会从丰富多彩开始到丰富多彩结束。经上说：“在百岁老人前应起立，对老年人要尊敬。”（肋10:32）我们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继续带领他的信众走好每个人的永生之路！实现他复兴中国教会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