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当前的处境及问题
作者：杨二祥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4-12-03 20:43:30 浏览次数：次
天主教在中国当前的处境是一个复杂的大问题，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完全详细地描述出来，据笔者的长期观察和了解，本文挂一漏万地说说天主教在中国当前的处境及存在问题，当然，笔者说的不一定完全剀切中理，仅供读者参考。另外，希望广大关心教会的读者及学者们蹑足其间，共同探讨，出谋划策，抽丝剥茧地找出病根，给满目疮痍的中国天主教开一剂良药。
一、 中国天主教会的各种模式
当前中国天主教存在着诸多参差不齐的教会模式，这些模式的形成原因是复
杂的，是多方面的。中国天主教有这么多的模式，确实让人感到有点匪夷所思，但我们得知道，这些模式的产生和中国的现实社会历史状况有着不可取舍的关系。神学家卡尔早就曾经说过“教会总是处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不是位于不动的河岸上”。
1、 与政教的关系长期不能理顺
1951年南京教区代理主教，兼无锡总铎区的李惟光发动南京教区的783名神父、修女和教徒共同联名发表了《天主教南京教区爱国宣言》，此宣言表示要割断与罗马教廷的政治、教务、经济上的一切联系。李惟光企图在中国成立一个“国家的公教会”， 《天主教南京教区爱国宣言》的出笼，得到了政府的欢迎和支持，但却遭到教宗的反对和绝罚。
长期以来，中国天主教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有时
甚至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中国天主教内部得到政府认可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又称官方教会、地上教会），与未能取得政府承认的地下教会（又称“忠贞教会”）同时存在都在发展，但都与政府的关系不正常。地上教会虽然得到政府认可，但长期也遭受到政府管理部门政教不分管理模式的困扰，政府以各种方式干预教务，控制教会的人事、财务和主教的人选，所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缺乏自主权。此外，地上教会无法摆脱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政府赋予的政治使命，使教会在正常性宗教活动之外，又多了一份官方政治色彩。
地下教会遇到的问题则更严重得多，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长期以来，政府对地下教会采取不承认、不对话，有时采取干预或打击的高压政策。地下教会在政府不承认与打压政策下，努力寻求一切可能的方式发展。近年来，政府与地下教会的关系从全国来看，有所缓和，有时政府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认态度。但双方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地下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冲突时有发生，个别地区甚至已经白热化，达到了公开斗争的程度，（如地下教会的发源地——河北保定地区，政府与地下教会的斗争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剧烈的。）由于地下教会现在拥有庞大的教友群体，在中国天主教占有重要的比例，地下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中国政府与中国天主教最受关注的问题。
2、 主教的产生和任命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和梵蒂冈迟迟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中国天主教主教的产
生，在中梵之间产生分歧和矛盾，长期出于对持状态。中国政府执意要掌控中国天主教会，不希望中国天主教会再受梵蒂冈的领导，因此在祝圣主教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和梵蒂冈不能达到统一意见。1980年，在当时的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授意下，梵蒂冈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这就是著名的针对中国天主教会“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这一方针为改善中梵关系的改变作了铺垫。1981年2月18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马尼拉发表了“向中国讲话”，表示希望与中国政府展开交谈。此后，有六年时间，中国政府接受了由教宗来任命中国主教的原则，不过只是默认，从来也没有给予过官方正式承认，不过，每当主教候选人名单被送到罗马请求批准的时候，中国政府都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教宗本笃十六世2006年3月擢升香港教区陈日君主教为枢机主教，此后媒体就经常发表陈枢机对中国宗教政策的批评，陈日君枢机和爱国会主席刘柏年之间时而发生冲突，中梵协商任命主教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先是2006年4月3日爱国会自选自圣了马英林，5月3日自选自圣了刘新红，11月3日自选自圣了王仁雷，2010年11月21日自选自圣了郭金才，2011年6月29日自选自圣了雷世银，7月14日又自选自圣了黄炳章。
梵蒂冈对中国不断的自选自圣主教，先是抗议、交涉、威胁。中国政府则发表言论说：“中国天主教根据几十年的传统，以独立自主的原则推荐主教选举和祝圣工作，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现。任何指责和干涉的行为，都是一种限制自由和不宽容的表现”。香港陈日君枢机则反驳说：“中国政府通过贿赂手段，进行自选自生，据我所知有位主教，通过非正统神职任命仪式进行非法的自选自圣，政府给了他20万元人民币，另一个则给了他70万元人民币。大陆教会没有真正的自由，犹如“笼中鸟”，教会的权利操控在政府手中？”。
2011年6月29日爱国会自选自圣了雷世银后，梵蒂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雷世银祝圣后第五天便发出绝罚通告；7月14日非法祝圣了黄炳章，第二天梵蒂冈又发出了第二份绝罚通告；接着在2012年7月14日，又非法祝圣了岳福生，在岳福生祝圣后的第四天梵蒂冈又发出了自科绝罚通知，自此，中国天主教会成了普世天主教历史上受到绝罚最多的教会。
3、 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性质的转换
当前中国天主教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导致教会分裂有着诸多的原因。然而随着事态的进展，中梵关系的不断变化，使教会的矛盾日趋复杂化，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上述教会名词已经不能够完全准确描述中国天主教会的现状。
什么是爱国会？爱国会的全称应是“中国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它是中国政府为了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脱离罗马教宗领导的中国天主教会而设立的机构。爱国会的宗旨是在脱离罗马教宗领导前提下自传、自养、自治。面对这一情况，教会不同的神职人员以及在俗教友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一部分神职人员不愿脱离罗马教宗的领导，割断与教宗的共融关系，所以拒绝加入爱国会。因此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些神职人员，取消他们在中国的合法性，他们被中国政府视为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他们只有在地下秘密活动，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下教会（一）。由于他们是为了忠于罗马教宗，故也称为“忠贞教会”。
在爱国会刚刚成立的初期，地下教会就是忠贞教会，也就是与教宗共融的教会。因为他们在中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所以罗马教宗给了地下教会一些特权，例如：他们祝圣主教时不必事先呈报教廷，征得教廷的批准，可以自行决定，只要事后将祝圣结果呈报教廷即可。后来随着现代化的通讯技术的发展，中梵之间的沟通渠道逐渐增多，因部分教会人员到海外学习深造，使得中国教会与教廷之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于是教宗在2007年所发布的《牧函》中取消了过去给予地下教会先斩后奏的特权。可是，有极个别的地下教会的主教，在教宗取消特权后，却仍然我行我素地采取先祝圣，然后才向教廷呈报的的办法，（如西南某省份的主教）对此教宗不再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做发照样也是自选自圣行为，只不过是地下教会的自选自圣而已。当然，这些人既没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也没得到教宗的认可，他们也是秘密地开展工作，我们称他们为地下教会（二），地下教会（二）是从地下（一）衍生出来的，但它不是和罗马教宗共融的忠贞教会。
有一部分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由于政府长期对他们洗脑，给他们做工作与政府和谐共融，在此情况下他们在政府手中领取了司铎证，虽然他们还受地下主教的领导，但他们却失去了一部分教友，有一部分教友误认为他们成了爱国会，在这里称他们为地下教会（三）。
有个别地上教会的主教不愿意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也不愿意长期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大胆站出来宣布辞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职务，退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撤销其职务（如上海教区），为此，罗马教廷发表声明提出严重抗议，我们称它为地下教会（四）。
但当初爱国会成立时，有一部分神职人员选择加入爱国会。其中一部分神职人员没有得到教廷批准，就由中国政府自选自圣为主教，因为他们是爱国会成员，在中国完全合法，并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称他们为地上教会（一）。这种由中国政府自选自圣为主教的模式，以后又进行了多次的复制。
但后来这些地上教会一部分主教，由于良心发现向教廷忏悔，请求罗马教廷的原谅与认可，教宗出于基督的博爱与宽恕精神，于是接纳并认可了他们（例如河北的某些主教），因此，这些主教就成了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都承认的合法主教。由于中国政府仍然承认他们，所以他们可以继续在中国公开合法地举行宗教活动，故此称他们为地上教会（二）。它是从地上教会（一）衍生出来，并不等于是与教宗共融的教会。
后来，地上教会有些神职人员在被中国政府自选自圣之前，就已经秘密地向教廷申请，并得到教廷批准，有些主教人选甚至是罗马与北京共同谈判协商的结果（例如山西、内蒙的一些主教等）。所以他们同时是被中国政府和梵蒂冈认可的主教，可以在中国公开地举行宗教活动，他们被称为地上教会（三）。地上教会（三）这一模式有异于地上教会（一）和地上教会（二），也并非由其衍生，近期的主教们的祝圣绝大多数属于地上教会（三）的模式。
还有一些地下教会的神职，通过各种途径也取得了中国政府的认可，从地下走向地上（例如河北的某位主教），也可以在中国公开地举行合法的宗教活动，称为地上教会（四）。
可见，地上教会也包含了四种模式，除地上教会（一）外，其他地上教会模式我们决不能把它们等同于不与教宗共融的爱国会。目前，中国大陆的许多教区大部属于地上教会（二）和（三）的模式。
4、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什么是爱国会、官方教会、地上教会、地下教会、忠贞教会？尤其是对一些普通信徒来说不甚了解，再加上地上与地下教会的性质又不断发生变换，更使普通信徒模糊不清，让大多数人莫衷一是，在信仰和行为上便出现分歧，从而导致了中国天主教的纷争、分裂和对抗局面。今日的中国天主教是分歧、纷争、分裂最糟糕的时期，甚至一家人就发生分歧、纷争、分裂。正应验了耶稣说的“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婆母反对儿媳，儿媳反对婆母”（路12:52—53）。这种来自教会内部的矛盾、分裂、纷争，常常让教会大伤元气、支离破碎、憔悴不堪、鹬蚌相争，政府得利。并且有的地方相当激烈，无形中给中国教会造成了灾难和伤害，并且这些灾难和伤害形成的伤疤久久不能愈合，大大阻碍了教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现时的中国天主教会，信仰中有纷争，纷争中各持己见，可谓是在痛苦中孕育着希望，发展中夹杂着苦涩的泪水。
二、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素质
1、地上教会神职人员的素质
地上神职人员的素质普遍低下，原因是复杂的。由于过去教会在神职人员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情况下，草率将就祝圣了一些不合格圣职人员，造成大部分神职人员质量低下。由于生源短缺，在祝圣前，有的过去是放羊娃；有的过去是集市上的牲畜经纪人（在衣裳襟下模式手的人）；有的过去是看风水的先生；有的是因为家里弟兄多，经济困难，结婚困难而去修道的；有的是由于个子矮，不好找对象，而去修道的；有的过去根本连初中都没念过；有的根本没有进过修院；有的根本没有读过哲学及神学。这样，这部分素质低劣的神职人员在牧灵工作中造成好多不应有的工作上的失误，出现荒诞不经的笑话，让人忍俊不禁，教内人痛心掉泪，教外人揶揄。
例如：河北省有一个县，离县城100多里地的山区，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教友，前几年经过努力，先后在那里发展了40多位教友，并且他们的信仰很虔诚，福传心火很大，教会在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着。神父每月去那里一次，住上几天，送弥撒、办告解、讲道与福传。但2000年，由于神父的调动，后调来的一位神父只去了一次，由于水平低下，素质太差，解决问题和工作方法出现严重的错误，最后导致全部教友加入了“东方闪电”的恶性事件的发生。这显然不是发展，而是消弱，不是浇灌，而是扼杀。这怎不让人痛心疾首？好多教友暗暗的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有一个堂口，一位神父在2002年的一次弥撒中命令会长把一位教友强行从教堂内撵了出去，不让其参与弥撒，并且在弥撒中说：“大伙要把他孤立起来，小年晚上谁也不能去他家走动，过红白事谁也不许参与！”其原因是因为这位教友涉嫌与“东方闪电”有联系。这位教友从教堂内含着眼泪被撵出后，再也不敢也没脸进堂了，他家族中有20多人一气之下索性赌气加入了“东方闪电”。此事件使广大教友哗然：放羊的迷失了羊不是去找羊，而是往外撵羊，实在令人费解。
由于神职人员的文化底子薄、素质低、修养差，所以形成了社会上的不良习气，互相之间拉帮结派，互相拆台。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神父将另一位神父的祭衣扣压不给，因为他说那位不合格，不能做弥撒；为发泄私愤，一位把另一位的摩托车的车胎气给放掉了；这位见了另一位不通话，也不做共祭弥撒；一位给教友刚证了婚，另一位到这位神父堂区越俎代庖地宣布婚姻无效；一位刚在自己堂区宣布了各种制度规定，另一位跑来在人家堂区做弥撒时就否定本堂的规定……
有一位神父刚调到一个堂区，在交接会上他说：“我来后不管哪一位神父，都可以在咱们县做弥撒，唯独某某神父不行，他要想做弥撒得有主教的批条。”某某神父的家属听到后因为不理解与他论理交涉，他着了急，竟在弥撒中当众宣布：“如果谁说我说过不让某某神父在咱们堂区做弥撒，谁下地狱！”在这个交接会上，连他有两位神父，一位执事，六位会长，共九个人，除他本人之外，大伙都证明他说过此话，但他就是百般抵赖，死不承认说过。不但不承认，还诅咒这些人下地狱，所以好多知情的教友气愤地说：“神父是让教友升天堂的，可是这位却是让人下地狱的。”一个神职人员竟做出这等荒唐事情，真让人胆战心寒!
有这么一位，他想回他家乡当本堂，竟不择手段的通过关系到县公安局告了另一位在他家乡当本堂神父的状，公安局答应他把另一位神父撵走让他代替。因此，在圣诞节，他不在他的堂区做弥撒，放弃广大教友不管，却回到了他的家乡。这么大的节日，他既不做共祭弥撒也不做私弥撒，半夜三更到处打听，光等着本堂神父被捉后他登台代替，但他机关算尽，未能如愿以偿，因为政府没有抓本堂神父。他原来堂区的教友在圣诞节不能参与弥撒圣事很有意见，他家乡的教友认为他依靠政府，目无教会，教友也气愤至极。
有这么一位，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他家中弟兄阋墙发生争吵，按理而论，他作为神父应该遵照耶稣的教导，立好表扬化解矛盾，使家庭重归于好。但他竟讳莫如深地让县电视台播放了他家庭是是非非的内幕。作为一位神职人员，连你的家庭都管不了，还怎么去传教？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让教会在社会上出了丑，无形中降低了教会在社会中的形象。
有这么一位，他移花接木地把国外让人捎给主教的一大笔款归为己有，装入私囊。这笔款是用以支援教区育婴院的专项资金，本应该用在慈善事业上，却让他肆无忌惮地放起利息一分五厘的高利贷，切在自己家中盖楼房、买气车跑运输等。我们知道，神职人员在祝圣前都发了神贫愿，竟做出这样的事情。
有这么一位，为了达到他回家当本堂的目的，竟在社会上散布天主教要暴动的谣言，使社会危言耸听，导致使国家专政机关惊恐万状，市区三万多人的防暴队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他家乡的本堂神父被公安局抓走，下监入狱，受了好多折磨。最后人们才知道是他演了一场荒唐的闹剧。
有这么一位，因他家与同村执事两家为通婚问题产生了矛盾，为这事他与执事成了仇人。做为一位神职人员，本应该劝解平息事端，但他竟把事俗问题上升为教会问题，向主教告了那位执事的状，到处给那位执事造谣生事，其目的是不让那位执事圣神父，以此做为报复。并扬言某某执事是终身六品了，不可能再圣神父了，弄的教会满城风雨，社会上也街谈巷议，影响极坏。
有这么一位，他的堂区一个堂口盖教堂，恰好这个村有他两家亲戚，置光大的教友的反对意见于不顾，我行我素，强行让盖堂班子给他的两家亲戚在教会征来的盖堂地基上留出一条道来，这样就使教会盖堂的地基面积宿小，教友们意见很大。盖堂领导班子曾多次陈述教友们的意见，但他刚愎自用，玩世不恭，视大家的正确意于不顾，犹如耳旁风。从此，这个村子的好多教友的信仰从此淡漠下来，有好多教友不进堂了，使这个堂口产生了严重的派性。
还有一位执事，他在本教区长期不能晋铎，为了达到尽快晋铎的目的，竟不择手段地摸仿本教区主教的手迹，伪造了一封去外地晋铎的介绍信，结果偷偷的在外教区被祝圣了，其性质相当严重，影响极坏。
以上所发生的本不应该发生的种种咄咄怪事，让人啼笑皆非，喟然长叹。并非笔者有意让人危言耸听，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争事实。这样下去，我们的教会只有消弱，不能发展。但领导不得力的教区主教只好视而不见，见而不问，听之任之，任其自然。
以上这些质量低下的神职人员本应该抓紧时间继续学习深造，但他们却把大部时间用在搞派性、窝里斗、玩电脑、斗地主、打麻将、手机微信、吃吃喝喝、比排场、比名牌上，但把牧灵和福传工作置之脑后，教友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暗暗地为他们祈祷，唉声叹气。他们做不到爱人的表率，在他们种种恶劣事实行为的影响下，冲淡了好多教友的信仰，让人潸然泪下，这些问题什么时间才能解决？也只会让人去深思，去等待，但时间稍纵即逝，时不我待。
2、造成地下教会素质低下的原因
由于地下教会不被政府承认，他们被中国政府视为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他们只有在地下秘密活动。修道的生源大部来自农村，普遍文化程度较低，起初大部是小学及初中毕业，由于底子差，绠短汲深，影响将来神职人员的素质。地下教会的修生培训没有培训场所、没有培训教材、没有师资、没有经费等诸多困难。早期的地下教会由于没有培训场所，就在教友住户家中当修院进行培训，没有教材就用油印机印刷教材，没有师资就把老修生当老师用，没有经费就让各地教友奉献粮食连吃代花费。有时政府知道了采取查封培训场所，遣返修生回家等干预措施，所以培训场所不断变换地方，出于游击状态。可想而知，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怎么能培育出高质量的神职人员来？
3、 地上教会的素质
由于地上教会得到政府认可和支持，他们有培训场所、有培训教材、有师资、
有经费等诸多有利条件，招收生源也是光明正大的，所以地上教会培养出来的神职人员比地下教会培养出来的神职人员素质高了许多。但因为地上教会（一）完全脱离教宗的领导，已经不再是自耶稣创立从宗徒之长伯多禄继位传下来的至一、至圣、至公的圣统制教会了，所以失去了众多的羊群，质量高，但羊群少，教堂大，而教友少。
三、中国天主教会的福传问题
1、中国天主教步履蹒跚
我们知道，世界人口猛增，尤其是中国已达13亿之多，恐怕连上港、澳、台已经有14亿了吧！但中国天主教教徒有多少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由于天主教在中国当前的处境，当前中国天主教教徒究竟有多少？还没有一个完全地统计数字，有的人说是800万，有的人说是1000多万。就按1000万来计算，中国天主教教徒还占不到中国人口的1％。而基督新教教徒有多少呢？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发布的《2010年宗教蓝皮书》，中国基督新教教徒有2305万，但这个官方数字可能偏低。有些海外组织认为，中国基督新教徒的人数可能是8000万——1亿以上，人们公认基督新教是今日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但基督新教在“文革”前没有公开活动的教徒，几乎消声灭迹。这8000万——1亿以上的数字，几乎是在这48年当中发展起来的。这一比较不得不让我们目瞪口呆，为什么基督新教发展的这么快？而我们天主教却是蜗行牛步呢？原因是我们天主教已经病入膏肓，生命还保不住，怎么去发展？
因为，中国天主教的现状是关门自守、固步自封、僵化、窒息。部分神职人员的思想陈腐、因循不决、孤行己见、优柔寡断、乐于现状、得过且过、神职主义相当严重，不积极贯彻执行“梵二”精神，没有开拓进取精神，说白了就是没有按照耶稣教导我们“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谷16：15）的命令去做。耶稣所说的“去”，既是对我们信任，又是号召；既是命令，又是希望；既是鞭策，又是鼓励。我们为什么老是迟迟不去呢？我们必须深刻地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不听耶稣的话呢？我们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或者基督徒，不听耶稣的话意味着什么？不听耶稣的话就是背叛耶稣，就是和耶稣背道而驰。
从世界天主教所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来看，世界天主教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让中国天主教给降低了。但中国现在是前所未有的福传黄金时期，中国人现时的意识形态是信仰危机，在思想领域里老是感到缺点什么，好多中国人渴求信仰，所以好多人接受了李红志的法轮工、东方闪电、全能神、母亲教等邪教组织。因此说，中国这块土地现时是福传的黄金地带，是福传的大好时期。按理来说，中国的天主教应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但中国天主教的福传工作步履蹒跚，远远的拖在了耶稣教的后边。最近通过调查发现，耶稣教的发展速度是天主教的65.6倍，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他们三年就能发展一个现在的天主教，让我们自叹不如，这不得不使我们深思，这究竟是为什么？
2、中国天主教步履蹒跚的原因
我们知道，清朝的礼仪之争，给中国天主教带来100多年的重创。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无神论思想，制约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
中国天主教近期步履蹒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会与政府关系不协调、教会的多元化模式、神职人员素质低下、教会组织不健全、神职人员之间不团结、教会不能走向社会，以及影响教会发展的外部和内部与因素……直接阻碍了教会的发展。但其主要原因还是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梵二会议的精神。梵二会议闭幕50年了，中国天主教会迟迟不能完全落实执行梵二会议的精神。因为好多神职人员根本就不知道梵二会议的内容和精神是什么，怎么能去落实执行梵二会议的精神？因为造成中国天主教会模式的多元化，给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带来思想认识上的模糊和分歧，导致了中国天主教会内部分裂与纷争，众多的神职人员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纷争上。好多教区没有福传组织和学圣经团契，大多数教区主教根本不布置福传任务，也不发关于福传的牧函。现时好多地方的福传大部都是教友自发搞起来的，中国教会在福传方面是皇帝不着急，而太监着急，好多教友都为神父捏一把汗，教堂内的人太少了。另外，中国天主教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扬教会民主，神父、主教的一言堂、皇帝制是阻碍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不管是教务的、建设的、经济的、人事的以及教友家中的家务事都是一人说了算，各地教会应该组建教务委员会，群策群力民主办教会。
四、 教会的组织建设
有好多教区的组织建设不健全，有的教区自宗教开放以来就没有建立教会档案，有的教区连《天主教法典》所规定的各种组织建设也没有设立。比如法典495条所规定要设的“司铎咨议会”、492条规定要设的“经济委员会”、493条所规定要设的“总务主任”、 502条所规定要设的“参议会”、511条所规定要设的“牧灵委员会”。 所以这些教区的经济特别混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和谐，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的信仰普遍淡漠，教友进堂率降低，福传工作搞不起来。
由于未设司铎咨议会，教会在信理方面出现模糊、分歧，以至于纷争。再加上所谓的主教是自选自圣的，有效而不合法，生活不检点，外部形象差，使教会发生纷争。
由于未设经济委员会和总主任，教区经济由主教一人掌握，没有账目，不能做到账目公开，使得好多司铎和教友心中疑惑议论纷纷。这样司铎们的经济也各自为政，有的司铎个人买小汽车，购置楼房，奢侈腐化地享受起来，早把自己所发的神品愿抛到了九霄云外了，在教会中形成极恶劣的影响。
由于没有牧灵委员会，教区的福传工作没人抓，没人管，福传工作冷冷清清，停滞不前。偌大一个主教座堂，每年进教受洗的没有几个人。致使好多想进教的人，都跑到基督新教哪里去了。
由于没有设立参议会，教区出现了“皇帝制”，由于权力过度集中，主教一人拍板定案，处理事务专制不民主。曾演出过一场荒唐的闹剧：主教一人做主，在和谁都没有商量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竟把主教座堂给卖掉了。其它神职人员和教友们发现后，个个义愤填膺，敦促他又从经销商手里要了回来。因此，主教的威信威风扫地，使教区走向混乱的局面。在2007年教区曾发生过一次“政变”， 教区的神父和一些教友明目张胆地驱逐主教，在堂门口上张贴标语，不让主教进主教座堂。而后来主教竟采取了利用政府的力量镇压、逮捕神父的办法，致使四五位神父被逮捕，才算平息了战争，像这样神父主教大战，在中国教会近代史上是罕见的事情，实在令人胆颤心寒。
五、神职主义
当前中国大陆教会之所以步履蹒跚，长期不能很好地发展，和神职主义的泛滥有着直接的关系。神职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离去基督精神，往往导致脱离教友，失去羊群。
神职人员一旦被祝圣，自认为比教友们高了一个档次，说话做事就大不如前。常表现出恃才傲物、桀骜不驯、颐指气使的架势，他们认为教友都得听我的，我说了算数。一言堂、皇帝制、官僚作风，事事都得以我为中心，于是神职主义开始膨胀泛滥，给教会带来了不应该有的损失。
.浙江省若瑟教友在《使徒》报《神职人员错了教友也要听？》一文中说，一位神父在圣神降临节证道中荒唐悖谬地说：“神职人员错了，教友也要听从。”我们听听，这是哪来的法律？在哪里学的逻辑学？又是谁的规定？这恐怕在圣经里找不到，教会没有训导，耶稣也没说过吧？我们光知道耶稣曾经说过，他是最小的一个。他对那个富贵少年说：“除了天主之外，没有谁是善的”（路18：19）。耶稣是神，是天主子，还那样谦虚低调，为什么我们的神父就那么不谦虚，唱高调？我想上边说的那位神父不一定是明明知道自己说的是错的，却让它错中错？这就是水平的问题、质量的问题、智商的问题，这就是以我为中心，神职主义在泛滥作祟。
河北焦玉海教友在《使徒》报《圣召危机与圣召流失》一文中说，他们村里有一个“李四品”，因为圣不了神父，被修院给撵回了。为什么被撵回家来了？是因为在修道期间，他的长上让他去根朝上栽葱，他觉得不合乎情理，就问了一句“这根朝上能活吗”？就这么一句，飞来了横祸，被长上给撵回来了，成了永远的“李四品”。修院的长上让李四品修士根朝上栽葱，分明是违背了天主的“自然律”，与天主唱着反调，这一荒谬的举动为什么却能在教会里畅行无阻？过于的强调听命甚至于让人听错误不正确的命，分明是以我为中心的举动，典型的神职主义。
文章中又说，九十年代的一位修女回忆，她在修会时，鞋子破了，需要买一双新鞋穿，但修会的长上为了培养她的刻苦精神，硬不让她买新鞋穿，竟让她穿上别的修女的鞋子，这样一来她染上了那个修女的传染病，使她长期痛苦难忍，但长上却不以为然。这哪里是让人刻苦修行，分明是过度悭吝，刻苦也不能置人的身体健康于不顾吧？。圣经上记载：“没有一种财富，能胜过身体的健康”（徳30：15）。过于刻苦就能救灵魂吗？救灵魂还得靠人的信徳和好的善的行为，也就是爱人的行为。
一个堂口，有两个老教友青年志同道合的愿意成婚，但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女方的父母不同意。按教规教义，他们的婚姻本来是法典所允许的，可这位神父竟在一个圣母升天瞻礼弥撒中宣布他们的婚姻非法，并下令谁也不能去参与他家的婚礼，如果谁参与了，不管是亲戚奉礼的，还是撺掇帮忙的，一律都停止神功（滥用神权）。结果全村的教友们不干了，纷纷找他理论。
又有一位神父，因为想让他心目中的人当会长，竟把原先工作积极，福传得力，刚刚由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教会的会长给撤换了，结果使一个新发展起来的教会“全军覆没了”。由于教友们对这位神父的举动不满，从此不再望他的弥撒，神职主义造成的悲惨结局，让好多教友垂胸掉泪，痛心疾首。
还有一位咨议会的神父，在教区主教出缺的情况下，他在堂口外围宣布，停止一个堂区神父一个月的神权。其原因是，因为该堂区的神父领取了“司铎证”，就此说他加入了爱国会。医师有“医师证”、学生有“学生证”、司机有“驾驶证”、工作人员上岗有“上岗证”……这仅是证明一个人身份的证明，既顺理成章，又很有必要，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但这位神父却抓住“司铎证”却大做文章，自作主张不让那个神父做弥撒、听神功、征婚等一切神权，导致圣诞节没有弥撒，教友们不能领圣事，教友们意见很大。
我们看，上述神父的种种行为，就是神职主义给教会带来的灾难。神职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手中的权力，动辄就拿出他们的尚方宝剑作护身符：教友得听神父的，神父听主教的，主教听教皇的，教皇听基督的。他们从来不讲神父是主教的助手，教友是神父的助手。好像只有教皇才能听基督的，而主教、神父、教友则只能听从人的。他们使教会形成了一座金字塔，塔尖上是教皇，侧面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塔的地面才是广大的教友。“凡二”会议已经把这个金字塔推倒了，再没有那样有次序的排列了，而是在塔的废墟上画了一个圆圈，圆圈的中心点是基督，四周围是教皇、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友。也就是四周围的人都可以直接听耶稣基督的，因为圣经上的话就是天主的话，耶稣的话。
神职主义是当前教会最苦恼最头疼的事情，尤其是教友最不满意，因为教友对它无可奈何。原因就在于如果一个人一旦圣了神父，他的神权谁也不能把它去掉。神职主义者又没有明确的法律能可以受到制裁，客观上造成了它适于生存的土壤，只有任其滋生、蔓延和肆虐。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它给教会带来灾难，使教会造成混乱，給教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神职主义只能使一个人走向骄傲，走向异端，脱离教友，远离了天主。甚至于使一个人的灵魂失去生命。
六、影响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因素
1、 来自教会外部的因素
（1）、政治因素。天主教在中国一贯被官方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信仰问题。对天主教的定性与定位长期从政治概念出发，当人们提到天主教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会将天主教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将任何涉及天主教的问题首先当成一个政治问题存在着政治上的风险。虽然官方媒体在文革以后停止了对天主教等同于牛鬼蛇神化的批判，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的说法，也不再见到 “天主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御用工具”的提法，但天主教在中国人民心目当中依然存在着负面影响。对于一个戴着“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帽子的宗教，多数人还是弄不清天主教的庐山真面目，不知道天主教的真谛，所以一般人的态度还是避而远之。由于天主教作为负面因素的形象长时间、大范围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没有得到纠正，各级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一直把天主教作为异己力量进行防范的心理十分普遍。对天主教的错误定位与定性，加上长期错误贬低丑化宣传的结果，使基层政府官员对天主教的错误偏见与心理恐惧尤为严重。尽管基层教徒和教会牧者自认为自己远离政治，对政治淡漠或不感兴趣，但政府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对天主教的政治偏见与防范，天主教的政治性也未因此而有丝毫地降低，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有关天主教的一切在今日中国仍然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2）、社会因素。由于天主教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当多人提到天主教时仍然把天主教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联系在一起。即便在今天，新兴的民族主义、激进的“爱国主义”仍然偏好将天主教作为激发人们民族情绪的靶子。而普通老百姓尽管对天主教并无深仇大恨，但从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出发，也很难因皈依天主教而达到功利的目的，因此对天主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天主教在中国社会中受到偏见与排斥的社会原因。
（3）、文化因素。由于天主教文化代表着典型的西方文化 ，一些倡导恢复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往往会将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对立起来，强调天主教与东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在中国宗教内部，又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以及在地下活动的各种邪教组织与天主教竞争与抗衡，尽管这种竞争与抗衡是无声无息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近年来，这种竞争与抗衡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国家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佛教、道教，希望具有中国特色的道教与佛教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甚至有人把支持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作为保持“宗教生态平衡”的方略，希望以此抑制和缩小天主教的影响。
（4）、神职人员匮乏与不均。现时中国各地修院的生源严重匮乏，因为经济浪潮的冲击和物欲横流、灯红柳绿社会的诱惑，冲淡了信徒们的信仰，在现世物质条件优越的社会中，对于青年人来说，接受天主的召叫成为修道人的一种挑战，导致修院修生人数急剧下降，不利于天主教的健康发展。另外，全国各地神职人员分布不均，有的教区神职人员充裕（如河北各地），河北省有一个教区有神父120多位，但海南省却只有三位神父，因为神职人员发愿时服务教区从属问题，形成神职人员不好调动，中国南方神职人员普遍匮乏，中国天主教会应对神职人员有一个全面布局的规划。因此，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匮乏和分布不均制约了教会的发展。
（5）、管理不规范。天主教的内部管理不规范是制约教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多年来，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严格掌控着地上教会的人事、财务和教务，教会内部的管理其实是政府宗教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这种状况虽然保证了地上教会存在与发展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但也为地上教会打上了“政治化”与官办教会的印记，从长远看，依靠政府，政教不分，只能使教会失去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发展的能力，偏离天主教发展的宗教目标与神圣性，不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地下教会长期受到打压，生存压力大，困难重重，所以管理极不规范，随着教会的重心向城市转移和与政府关系的缓解，应该逐步规范教会管理工作，保证教会的健康发展。
（6）、文化上受抵制。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天主教在中国被接纳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政治与法律层面上天主教属于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之一。但在文化领域里，政府时刻在控制着天主教的文化，就连官方承认的地上教会的报纸、刊物、圣书等都要经过政府的严格监督与审批，还没有天主教宗教文化的完全自由，无形中制约了教会的发展。
2、来自教会内部的因素
中国天主教虽然在外部社会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但真正的挑战还是来自于教会内部：
（1）、沉重的政治包袱。地上教会由于形成的历史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多的政治色彩。长期以来，政教不分，是天主教的一块诟病。对于一般追求纯正天主教信仰的人来说，日愈政治化、官僚化、机关化的地上教会则很难被视为一个具有神圣性属灵组织。地上教会无论在真理教导、信徒生命的培养、教会内部的治理，或是社会事工服务方面，都因其结构与体制方面的原因，具有难于克服的局限性。地下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制约，在教会发展上受到了很大的障碍，另外，由于地下教会的财力、文化方面的缺失和不足，也是阻碍教会发展一个主要原因。
（2）、陈旧的管理模式。以教会领导人为核心的陈旧封闭式管理体制是导致教会老化、缺乏民主监督的重要原因。教会组织内部的民主与监督越来越是教徒们的需求，教会领袖如果不能适应社会带来的民主化、制度化的新的监督机制形式，将会大大阻碍教会的发展。我们知道，天主教在传统上是一个礼仪的教会，但不能在梵二春风的吹拂下进行大大刀阔斧地改革，神职人员的讲道大部存留在传统的讲法上，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与社会同步，尤其阻碍了有文化青年教友在信仰上的认知，阻碍了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进入教会，势必阻碍了教会的发展，教会将会失去现今科技飞速发展的社会生命力。
（3）、与社会孤立的态度
中国天主教会长期以来与社会处于孤立的状态，应该知道我们教会“身在中国，不知中国”，“既在教会，又在社会”的道理。有些教会领袖与信徒受极端基要派的影响，以自我孤立、自我边缘化为荣，孤芳自赏，过分强调“追求属灵”与“个人得救”，无形中人为地与
社会形成了一道鸿沟。教会不关心社会，社会不关心教会，不愿意走出教会，走向社会，与社会打成一片，与社会人群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教会在社会中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在这方面，天津教区给全国做了一个示范，过去天津西开天主堂的大门，常年铁将军把门，前几年一位有开拓精神的本堂神父，砸开生锈的大锁，且在大门上写了“请进来看看”几个大字。每逢礼拜六和礼拜日有专人开放式地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的来访和咨询，并有专人对外讲道，受洗进教者大多属于高层次文化人群，不乏有大学生、研究生、大学教授受洗入教。中国天主教应该很好地响应当今教宗方济各提出的“走向人群”的号召。我们的救援与施舍往往只局限于教会之中，缺乏向社会救援与施舍的行为，要知道社会中的人群都是天主的儿女，应该把天主的爱广施社会人群。在这方面河北省“北方进德”基金会做的较好，曾多次向南方水灾和地震灾区施行赈灾救济。
（4）、狭隘的自我优越感。
中国天主教由于悠久的历史和宗教文化，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接受天主教以外的东西，哪怕是健康正确的，对社会有益的东西也置之门外。长期以来缺乏与政府、社会团体、其他宗教、知识界成功地开展对话经验，更没有与教会以外的社会力量建立有效的对话平台。中国天主教尚未认识到，对话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有效良好途径。心里有一种自认为自己已经属于“得救”之人，因而认为高人一头，许多基督徒难以看到自己的不足，不愿意向教会以外的人学习。老认为世界上只有信奉天主教的人才能得救，其他人不能得救，因而揶揄和贬低其他有宗教信仰的人，招致负面和敌对影响，因此，中国天主教处于社会边缘的孤立状态。中国天主教缺乏对中国的宗教、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基本情况进行学习的兴趣，所以无法与非基督徒进行对话，教会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对教会的评价形成极大的反差。耶稣生前曾多次教导我们要谦虚、低调，但我们没有去做。我们要知道月圆则亏，水满则溢，佼佼者易污，峣峣者易折的道理。
（5）、教会本地化进程缓慢。
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中国本地化，这是天主教在中国长足发展的关键，也是历史上天主教进入中国却未能立足的教训。中国需要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天主教神学，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各方面努力实现天主教中国化、本地化。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天主教本地化，一个世纪过去了，天主教中国化、本地化方面略有成绩，但天主教中国化、本地化远大目标还未能实现。天主教的“洋帽子”，在口头上摘除了，但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理，还没有完全摘除。这就需要天主教会在中国化、本地化的进程中加大力度。
七、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天主教在中国不是社会主流，不是政府认可与欣赏的社会积极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受到中国文化的排斥。但在法律上不是非法组织，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在宗教上不是邪教。历届中国政府从不支持天主教，但也不禁止。中国宪法规定允许信仰自由，天主教是中国人公认的合法正规宗教。近期，天主教在中国有着美好的前途和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中国天主教是否能抓住这个机遇，还取决于天主教对自身状况与社会环境的认识以及应对的战略与策略是否真确。
1、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改变
导致中国社会信仰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但近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上丧失了信仰理念体系的效用。中共虽有8000多万党员，但却不再是一个由信仰与理念为支撑的信仰团体，不再是一个由具有崇高理想与远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组成的理想主义者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员为了实现信仰所必需的彻底牺牲与献身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中共内部真正相信并愿实践马列主义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尽管中共是执政党，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但却一步步丧失了道义的制高点，丧失了精神信仰的原动力，丧失了思想理念上的征服力。曾经指导亿万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功利化了，不再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灯塔了，中国人们不再向往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也不再提了，昔日的精神支柱本身已经虚假化、空洞化了。中共正在日愈蜕变为一个以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指导的利益集团。西方人士说，在中国广大人民都信奉了老邓创立的“拜物教”（崇拜物质）。物质不是万能的，面对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的混乱，信仰的缺失，好多中国人都在寻找自己需要的信仰。
2、儒家思想是一种道德教育
中国人看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堕落、蜕变与崩溃和马列主义的穷途末日，有人试图搬出儒家思想，以代替马列主义，作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支柱。但产生于封建时代农耕社会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为最高统治者利益服务的等级制，不能适应自由、民主、平等与法制畅行的当前中国人的需要。儒家思想包含着丰富的道德与哲学，但从不讲神和灵魂，也不淡来世。从宗教的定义上来讲，儒家思想是一种道德教育，而不是宗教信仰。
3、其他宗教各有局限
中国的佛教与道教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各自都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佛教讲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只教育人怎样能成为一个好人，但从来不讲神，也不讲来世。轮回转生不符合生物生命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人性道德律。道教原是一神教，但以后逐渐变成多神教，多神教不符合真正宗教意义上的定义。所以，佛、道两家也应该算是一种道德教育。伊斯兰教（回教）是一神教，默罕默德把阿剌伯国家的野蛮民族的多神教改成了一神教，有很大的贡献。伊斯兰教虽承圣母认玛利亚的童贞，但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得不到耶稣的救恩，它们愚不可及地还在期待着救世主的来临。所以，佛、道、回教不可能在理论上提高，在教义上更新，不符合日新月异中国文化的口味。唐僧的扮演者江华，曾醉心钻研佛学，但佛学不能使他心悦诚服，未能渗透他的人生的终极智慧，转来转去，由于后来在他身上出现了超自然的奇迹，使他终于找到了生命中的耶稣。他曾在教会分享自己的信仰见证，在那个见证会上，当晚就有26人因着上帝的爱受感动而决志。
4、中国人急需要信仰
目前中国社会是经济空前繁荣、精神空前空虚、思想空前混乱、道德空前堕
落、环境空前恶化、信仰空前缺失。信仰与道德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人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由于没有没有诚信、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会感觉身心疲惫、痛苦不堪。现时中国人都是道德堕落、信仰缺失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仅没有为中国人带来和谐、稳定与幸福，反而暴露了各种社会矛盾，正个社会弥漫着日愈强烈的失望与不满，所以，有人形容现时人们的不满：“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正是恰如其分的现实社会的具体写照。中国人急需要信仰，人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信仰，中国人需要的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而不是邪教，天主教既然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却为什么天主教不去广传福音，让饥渴慕义的中国人得到饱饫？中国人需要信仰，到处找信仰，而我们却躲起来，躲到教堂里，把门子锁住，不让人进来，难道我们不感到这是违背了耶稣让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的谆谆教导？我们应该像天津西开教堂那样把教堂门子打开，请人进来，走出教会，走向人群，走向社会，传播福音责无旁贷，刻不容缓，“因为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格后5:14）。
一、 中国天主教会的各种模式
当前中国天主教存在着诸多参差不齐的教会模式，这些模式的形成原因是复
杂的，是多方面的。中国天主教有这么多的模式，确实让人感到有点匪夷所思，但我们得知道，这些模式的产生和中国的现实社会历史状况有着不可取舍的关系。神学家卡尔早就曾经说过“教会总是处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不是位于不动的河岸上”。
1、 与政教的关系长期不能理顺
1951年南京教区代理主教，兼无锡总铎区的李惟光发动南京教区的783名神父、修女和教徒共同联名发表了《天主教南京教区爱国宣言》，此宣言表示要割断与罗马教廷的政治、教务、经济上的一切联系。李惟光企图在中国成立一个“国家的公教会”， 《天主教南京教区爱国宣言》的出笼，得到了政府的欢迎和支持，但却遭到教宗的反对和绝罚。
长期以来，中国天主教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有时
甚至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中国天主教内部得到政府认可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又称官方教会、地上教会），与未能取得政府承认的地下教会（又称“忠贞教会”）同时存在都在发展，但都与政府的关系不正常。地上教会虽然得到政府认可，但长期也遭受到政府管理部门政教不分管理模式的困扰，政府以各种方式干预教务，控制教会的人事、财务和主教的人选，所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缺乏自主权。此外，地上教会无法摆脱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政府赋予的政治使命，使教会在正常性宗教活动之外，又多了一份官方政治色彩。
地下教会遇到的问题则更严重得多，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长期以来，政府对地下教会采取不承认、不对话，有时采取干预或打击的高压政策。地下教会在政府不承认与打压政策下，努力寻求一切可能的方式发展。近年来，政府与地下教会的关系从全国来看，有所缓和，有时政府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认态度。但双方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地下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冲突时有发生，个别地区甚至已经白热化，达到了公开斗争的程度，（如地下教会的发源地——河北保定地区，政府与地下教会的斗争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剧烈的。）由于地下教会现在拥有庞大的教友群体，在中国天主教占有重要的比例，地下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中国政府与中国天主教最受关注的问题。
2、 主教的产生和任命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和梵蒂冈迟迟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中国天主教主教的产
生，在中梵之间产生分歧和矛盾，长期出于对持状态。中国政府执意要掌控中国天主教会，不希望中国天主教会再受梵蒂冈的领导，因此在祝圣主教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和梵蒂冈不能达到统一意见。1980年，在当时的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授意下，梵蒂冈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这就是著名的针对中国天主教会“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这一方针为改善中梵关系的改变作了铺垫。1981年2月18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马尼拉发表了“向中国讲话”，表示希望与中国政府展开交谈。此后，有六年时间，中国政府接受了由教宗来任命中国主教的原则，不过只是默认，从来也没有给予过官方正式承认，不过，每当主教候选人名单被送到罗马请求批准的时候，中国政府都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教宗本笃十六世2006年3月擢升香港教区陈日君主教为枢机主教，此后媒体就经常发表陈枢机对中国宗教政策的批评，陈日君枢机和爱国会主席刘柏年之间时而发生冲突，中梵协商任命主教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先是2006年4月3日爱国会自选自圣了马英林，5月3日自选自圣了刘新红，11月3日自选自圣了王仁雷，2010年11月21日自选自圣了郭金才，2011年6月29日自选自圣了雷世银，7月14日又自选自圣了黄炳章。
梵蒂冈对中国不断的自选自圣主教，先是抗议、交涉、威胁。中国政府则发表言论说：“中国天主教根据几十年的传统，以独立自主的原则推荐主教选举和祝圣工作，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现。任何指责和干涉的行为，都是一种限制自由和不宽容的表现”。香港陈日君枢机则反驳说：“中国政府通过贿赂手段，进行自选自生，据我所知有位主教，通过非正统神职任命仪式进行非法的自选自圣，政府给了他20万元人民币，另一个则给了他70万元人民币。大陆教会没有真正的自由，犹如“笼中鸟”，教会的权利操控在政府手中？”。
2011年6月29日爱国会自选自圣了雷世银后，梵蒂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雷世银祝圣后第五天便发出绝罚通告；7月14日非法祝圣了黄炳章，第二天梵蒂冈又发出了第二份绝罚通告；接着在2012年7月14日，又非法祝圣了岳福生，在岳福生祝圣后的第四天梵蒂冈又发出了自科绝罚通知，自此，中国天主教会成了普世天主教历史上受到绝罚最多的教会。
3、 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性质的转换
当前中国天主教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导致教会分裂有着诸多的原因。然而随着事态的进展，中梵关系的不断变化，使教会的矛盾日趋复杂化，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上述教会名词已经不能够完全准确描述中国天主教会的现状。
什么是爱国会？爱国会的全称应是“中国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它是中国政府为了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脱离罗马教宗领导的中国天主教会而设立的机构。爱国会的宗旨是在脱离罗马教宗领导前提下自传、自养、自治。面对这一情况，教会不同的神职人员以及在俗教友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一部分神职人员不愿脱离罗马教宗的领导，割断与教宗的共融关系，所以拒绝加入爱国会。因此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些神职人员，取消他们在中国的合法性，他们被中国政府视为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他们只有在地下秘密活动，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下教会（一）。由于他们是为了忠于罗马教宗，故也称为“忠贞教会”。
在爱国会刚刚成立的初期，地下教会就是忠贞教会，也就是与教宗共融的教会。因为他们在中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所以罗马教宗给了地下教会一些特权，例如：他们祝圣主教时不必事先呈报教廷，征得教廷的批准，可以自行决定，只要事后将祝圣结果呈报教廷即可。后来随着现代化的通讯技术的发展，中梵之间的沟通渠道逐渐增多，因部分教会人员到海外学习深造，使得中国教会与教廷之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于是教宗在2007年所发布的《牧函》中取消了过去给予地下教会先斩后奏的特权。可是，有极个别的地下教会的主教，在教宗取消特权后，却仍然我行我素地采取先祝圣，然后才向教廷呈报的的办法，（如西南某省份的主教）对此教宗不再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做发照样也是自选自圣行为，只不过是地下教会的自选自圣而已。当然，这些人既没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也没得到教宗的认可，他们也是秘密地开展工作，我们称他们为地下教会（二），地下教会（二）是从地下（一）衍生出来的，但它不是和罗马教宗共融的忠贞教会。
有一部分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由于政府长期对他们洗脑，给他们做工作与政府和谐共融，在此情况下他们在政府手中领取了司铎证，虽然他们还受地下主教的领导，但他们却失去了一部分教友，有一部分教友误认为他们成了爱国会，在这里称他们为地下教会（三）。
有个别地上教会的主教不愿意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也不愿意长期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大胆站出来宣布辞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职务，退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撤销其职务（如上海教区），为此，罗马教廷发表声明提出严重抗议，我们称它为地下教会（四）。
但当初爱国会成立时，有一部分神职人员选择加入爱国会。其中一部分神职人员没有得到教廷批准，就由中国政府自选自圣为主教，因为他们是爱国会成员，在中国完全合法，并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称他们为地上教会（一）。这种由中国政府自选自圣为主教的模式，以后又进行了多次的复制。
但后来这些地上教会一部分主教，由于良心发现向教廷忏悔，请求罗马教廷的原谅与认可，教宗出于基督的博爱与宽恕精神，于是接纳并认可了他们（例如河北的某些主教），因此，这些主教就成了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都承认的合法主教。由于中国政府仍然承认他们，所以他们可以继续在中国公开合法地举行宗教活动，故此称他们为地上教会（二）。它是从地上教会（一）衍生出来，并不等于是与教宗共融的教会。
后来，地上教会有些神职人员在被中国政府自选自圣之前，就已经秘密地向教廷申请，并得到教廷批准，有些主教人选甚至是罗马与北京共同谈判协商的结果（例如山西、内蒙的一些主教等）。所以他们同时是被中国政府和梵蒂冈认可的主教，可以在中国公开地举行宗教活动，他们被称为地上教会（三）。地上教会（三）这一模式有异于地上教会（一）和地上教会（二），也并非由其衍生，近期的主教们的祝圣绝大多数属于地上教会（三）的模式。
还有一些地下教会的神职，通过各种途径也取得了中国政府的认可，从地下走向地上（例如河北的某位主教），也可以在中国公开地举行合法的宗教活动，称为地上教会（四）。
可见，地上教会也包含了四种模式，除地上教会（一）外，其他地上教会模式我们决不能把它们等同于不与教宗共融的爱国会。目前，中国大陆的许多教区大部属于地上教会（二）和（三）的模式。
4、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什么是爱国会、官方教会、地上教会、地下教会、忠贞教会？尤其是对一些普通信徒来说不甚了解，再加上地上与地下教会的性质又不断发生变换，更使普通信徒模糊不清，让大多数人莫衷一是，在信仰和行为上便出现分歧，从而导致了中国天主教的纷争、分裂和对抗局面。今日的中国天主教是分歧、纷争、分裂最糟糕的时期，甚至一家人就发生分歧、纷争、分裂。正应验了耶稣说的“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婆母反对儿媳，儿媳反对婆母”（路12:52—53）。这种来自教会内部的矛盾、分裂、纷争，常常让教会大伤元气、支离破碎、憔悴不堪、鹬蚌相争，政府得利。并且有的地方相当激烈，无形中给中国教会造成了灾难和伤害，并且这些灾难和伤害形成的伤疤久久不能愈合，大大阻碍了教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现时的中国天主教会，信仰中有纷争，纷争中各持己见，可谓是在痛苦中孕育着希望，发展中夹杂着苦涩的泪水。
二、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素质
1、地上教会神职人员的素质
地上神职人员的素质普遍低下，原因是复杂的。由于过去教会在神职人员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情况下，草率将就祝圣了一些不合格圣职人员，造成大部分神职人员质量低下。由于生源短缺，在祝圣前，有的过去是放羊娃；有的过去是集市上的牲畜经纪人（在衣裳襟下模式手的人）；有的过去是看风水的先生；有的是因为家里弟兄多，经济困难，结婚困难而去修道的；有的是由于个子矮，不好找对象，而去修道的；有的过去根本连初中都没念过；有的根本没有进过修院；有的根本没有读过哲学及神学。这样，这部分素质低劣的神职人员在牧灵工作中造成好多不应有的工作上的失误，出现荒诞不经的笑话，让人忍俊不禁，教内人痛心掉泪，教外人揶揄。
例如：河北省有一个县，离县城100多里地的山区，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教友，前几年经过努力，先后在那里发展了40多位教友，并且他们的信仰很虔诚，福传心火很大，教会在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着。神父每月去那里一次，住上几天，送弥撒、办告解、讲道与福传。但2000年，由于神父的调动，后调来的一位神父只去了一次，由于水平低下，素质太差，解决问题和工作方法出现严重的错误，最后导致全部教友加入了“东方闪电”的恶性事件的发生。这显然不是发展，而是消弱，不是浇灌，而是扼杀。这怎不让人痛心疾首？好多教友暗暗的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有一个堂口，一位神父在2002年的一次弥撒中命令会长把一位教友强行从教堂内撵了出去，不让其参与弥撒，并且在弥撒中说：“大伙要把他孤立起来，小年晚上谁也不能去他家走动，过红白事谁也不许参与！”其原因是因为这位教友涉嫌与“东方闪电”有联系。这位教友从教堂内含着眼泪被撵出后，再也不敢也没脸进堂了，他家族中有20多人一气之下索性赌气加入了“东方闪电”。此事件使广大教友哗然：放羊的迷失了羊不是去找羊，而是往外撵羊，实在令人费解。
由于神职人员的文化底子薄、素质低、修养差，所以形成了社会上的不良习气，互相之间拉帮结派，互相拆台。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神父将另一位神父的祭衣扣压不给，因为他说那位不合格，不能做弥撒；为发泄私愤，一位把另一位的摩托车的车胎气给放掉了；这位见了另一位不通话，也不做共祭弥撒；一位给教友刚证了婚，另一位到这位神父堂区越俎代庖地宣布婚姻无效；一位刚在自己堂区宣布了各种制度规定，另一位跑来在人家堂区做弥撒时就否定本堂的规定……
有一位神父刚调到一个堂区，在交接会上他说：“我来后不管哪一位神父，都可以在咱们县做弥撒，唯独某某神父不行，他要想做弥撒得有主教的批条。”某某神父的家属听到后因为不理解与他论理交涉，他着了急，竟在弥撒中当众宣布：“如果谁说我说过不让某某神父在咱们堂区做弥撒，谁下地狱！”在这个交接会上，连他有两位神父，一位执事，六位会长，共九个人，除他本人之外，大伙都证明他说过此话，但他就是百般抵赖，死不承认说过。不但不承认，还诅咒这些人下地狱，所以好多知情的教友气愤地说：“神父是让教友升天堂的，可是这位却是让人下地狱的。”一个神职人员竟做出这等荒唐事情，真让人胆战心寒!
有这么一位，他想回他家乡当本堂，竟不择手段的通过关系到县公安局告了另一位在他家乡当本堂神父的状，公安局答应他把另一位神父撵走让他代替。因此，在圣诞节，他不在他的堂区做弥撒，放弃广大教友不管，却回到了他的家乡。这么大的节日，他既不做共祭弥撒也不做私弥撒，半夜三更到处打听，光等着本堂神父被捉后他登台代替，但他机关算尽，未能如愿以偿，因为政府没有抓本堂神父。他原来堂区的教友在圣诞节不能参与弥撒圣事很有意见，他家乡的教友认为他依靠政府，目无教会，教友也气愤至极。
有这么一位，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他家中弟兄阋墙发生争吵，按理而论，他作为神父应该遵照耶稣的教导，立好表扬化解矛盾，使家庭重归于好。但他竟讳莫如深地让县电视台播放了他家庭是是非非的内幕。作为一位神职人员，连你的家庭都管不了，还怎么去传教？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让教会在社会上出了丑，无形中降低了教会在社会中的形象。
有这么一位，他移花接木地把国外让人捎给主教的一大笔款归为己有，装入私囊。这笔款是用以支援教区育婴院的专项资金，本应该用在慈善事业上，却让他肆无忌惮地放起利息一分五厘的高利贷，切在自己家中盖楼房、买气车跑运输等。我们知道，神职人员在祝圣前都发了神贫愿，竟做出这样的事情。
有这么一位，为了达到他回家当本堂的目的，竟在社会上散布天主教要暴动的谣言，使社会危言耸听，导致使国家专政机关惊恐万状，市区三万多人的防暴队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他家乡的本堂神父被公安局抓走，下监入狱，受了好多折磨。最后人们才知道是他演了一场荒唐的闹剧。
有这么一位，因他家与同村执事两家为通婚问题产生了矛盾，为这事他与执事成了仇人。做为一位神职人员，本应该劝解平息事端，但他竟把事俗问题上升为教会问题，向主教告了那位执事的状，到处给那位执事造谣生事，其目的是不让那位执事圣神父，以此做为报复。并扬言某某执事是终身六品了，不可能再圣神父了，弄的教会满城风雨，社会上也街谈巷议，影响极坏。
有这么一位，他的堂区一个堂口盖教堂，恰好这个村有他两家亲戚，置光大的教友的反对意见于不顾，我行我素，强行让盖堂班子给他的两家亲戚在教会征来的盖堂地基上留出一条道来，这样就使教会盖堂的地基面积宿小，教友们意见很大。盖堂领导班子曾多次陈述教友们的意见，但他刚愎自用，玩世不恭，视大家的正确意于不顾，犹如耳旁风。从此，这个村子的好多教友的信仰从此淡漠下来，有好多教友不进堂了，使这个堂口产生了严重的派性。
还有一位执事，他在本教区长期不能晋铎，为了达到尽快晋铎的目的，竟不择手段地摸仿本教区主教的手迹，伪造了一封去外地晋铎的介绍信，结果偷偷的在外教区被祝圣了，其性质相当严重，影响极坏。
以上所发生的本不应该发生的种种咄咄怪事，让人啼笑皆非，喟然长叹。并非笔者有意让人危言耸听，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争事实。这样下去，我们的教会只有消弱，不能发展。但领导不得力的教区主教只好视而不见，见而不问，听之任之，任其自然。
以上这些质量低下的神职人员本应该抓紧时间继续学习深造，但他们却把大部时间用在搞派性、窝里斗、玩电脑、斗地主、打麻将、手机微信、吃吃喝喝、比排场、比名牌上，但把牧灵和福传工作置之脑后，教友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暗暗地为他们祈祷，唉声叹气。他们做不到爱人的表率，在他们种种恶劣事实行为的影响下，冲淡了好多教友的信仰，让人潸然泪下，这些问题什么时间才能解决？也只会让人去深思，去等待，但时间稍纵即逝，时不我待。
2、造成地下教会素质低下的原因
由于地下教会不被政府承认，他们被中国政府视为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他们只有在地下秘密活动。修道的生源大部来自农村，普遍文化程度较低，起初大部是小学及初中毕业，由于底子差，绠短汲深，影响将来神职人员的素质。地下教会的修生培训没有培训场所、没有培训教材、没有师资、没有经费等诸多困难。早期的地下教会由于没有培训场所，就在教友住户家中当修院进行培训，没有教材就用油印机印刷教材，没有师资就把老修生当老师用，没有经费就让各地教友奉献粮食连吃代花费。有时政府知道了采取查封培训场所，遣返修生回家等干预措施，所以培训场所不断变换地方，出于游击状态。可想而知，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怎么能培育出高质量的神职人员来？
3、 地上教会的素质
由于地上教会得到政府认可和支持，他们有培训场所、有培训教材、有师资、
有经费等诸多有利条件，招收生源也是光明正大的，所以地上教会培养出来的神职人员比地下教会培养出来的神职人员素质高了许多。但因为地上教会（一）完全脱离教宗的领导，已经不再是自耶稣创立从宗徒之长伯多禄继位传下来的至一、至圣、至公的圣统制教会了，所以失去了众多的羊群，质量高，但羊群少，教堂大，而教友少。
三、中国天主教会的福传问题
1、中国天主教步履蹒跚
我们知道，世界人口猛增，尤其是中国已达13亿之多，恐怕连上港、澳、台已经有14亿了吧！但中国天主教教徒有多少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由于天主教在中国当前的处境，当前中国天主教教徒究竟有多少？还没有一个完全地统计数字，有的人说是800万，有的人说是1000多万。就按1000万来计算，中国天主教教徒还占不到中国人口的1％。而基督新教教徒有多少呢？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发布的《2010年宗教蓝皮书》，中国基督新教教徒有2305万，但这个官方数字可能偏低。有些海外组织认为，中国基督新教徒的人数可能是8000万——1亿以上，人们公认基督新教是今日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但基督新教在“文革”前没有公开活动的教徒，几乎消声灭迹。这8000万——1亿以上的数字，几乎是在这48年当中发展起来的。这一比较不得不让我们目瞪口呆，为什么基督新教发展的这么快？而我们天主教却是蜗行牛步呢？原因是我们天主教已经病入膏肓，生命还保不住，怎么去发展？
因为，中国天主教的现状是关门自守、固步自封、僵化、窒息。部分神职人员的思想陈腐、因循不决、孤行己见、优柔寡断、乐于现状、得过且过、神职主义相当严重，不积极贯彻执行“梵二”精神，没有开拓进取精神，说白了就是没有按照耶稣教导我们“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谷16：15）的命令去做。耶稣所说的“去”，既是对我们信任，又是号召；既是命令，又是希望；既是鞭策，又是鼓励。我们为什么老是迟迟不去呢？我们必须深刻地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不听耶稣的话呢？我们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或者基督徒，不听耶稣的话意味着什么？不听耶稣的话就是背叛耶稣，就是和耶稣背道而驰。
从世界天主教所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来看，世界天主教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让中国天主教给降低了。但中国现在是前所未有的福传黄金时期，中国人现时的意识形态是信仰危机，在思想领域里老是感到缺点什么，好多中国人渴求信仰，所以好多人接受了李红志的法轮工、东方闪电、全能神、母亲教等邪教组织。因此说，中国这块土地现时是福传的黄金地带，是福传的大好时期。按理来说，中国的天主教应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但中国天主教的福传工作步履蹒跚，远远的拖在了耶稣教的后边。最近通过调查发现，耶稣教的发展速度是天主教的65.6倍，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他们三年就能发展一个现在的天主教，让我们自叹不如，这不得不使我们深思，这究竟是为什么？
2、中国天主教步履蹒跚的原因
我们知道，清朝的礼仪之争，给中国天主教带来100多年的重创。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无神论思想，制约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
中国天主教近期步履蹒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会与政府关系不协调、教会的多元化模式、神职人员素质低下、教会组织不健全、神职人员之间不团结、教会不能走向社会，以及影响教会发展的外部和内部与因素……直接阻碍了教会的发展。但其主要原因还是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梵二会议的精神。梵二会议闭幕50年了，中国天主教会迟迟不能完全落实执行梵二会议的精神。因为好多神职人员根本就不知道梵二会议的内容和精神是什么，怎么能去落实执行梵二会议的精神？因为造成中国天主教会模式的多元化，给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带来思想认识上的模糊和分歧，导致了中国天主教会内部分裂与纷争，众多的神职人员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纷争上。好多教区没有福传组织和学圣经团契，大多数教区主教根本不布置福传任务，也不发关于福传的牧函。现时好多地方的福传大部都是教友自发搞起来的，中国教会在福传方面是皇帝不着急，而太监着急，好多教友都为神父捏一把汗，教堂内的人太少了。另外，中国天主教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扬教会民主，神父、主教的一言堂、皇帝制是阻碍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不管是教务的、建设的、经济的、人事的以及教友家中的家务事都是一人说了算，各地教会应该组建教务委员会，群策群力民主办教会。
四、 教会的组织建设
有好多教区的组织建设不健全，有的教区自宗教开放以来就没有建立教会档案，有的教区连《天主教法典》所规定的各种组织建设也没有设立。比如法典495条所规定要设的“司铎咨议会”、492条规定要设的“经济委员会”、493条所规定要设的“总务主任”、 502条所规定要设的“参议会”、511条所规定要设的“牧灵委员会”。 所以这些教区的经济特别混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和谐，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的信仰普遍淡漠，教友进堂率降低，福传工作搞不起来。
由于未设司铎咨议会，教会在信理方面出现模糊、分歧，以至于纷争。再加上所谓的主教是自选自圣的，有效而不合法，生活不检点，外部形象差，使教会发生纷争。
由于未设经济委员会和总主任，教区经济由主教一人掌握，没有账目，不能做到账目公开，使得好多司铎和教友心中疑惑议论纷纷。这样司铎们的经济也各自为政，有的司铎个人买小汽车，购置楼房，奢侈腐化地享受起来，早把自己所发的神品愿抛到了九霄云外了，在教会中形成极恶劣的影响。
由于没有牧灵委员会，教区的福传工作没人抓，没人管，福传工作冷冷清清，停滞不前。偌大一个主教座堂，每年进教受洗的没有几个人。致使好多想进教的人，都跑到基督新教哪里去了。
由于没有设立参议会，教区出现了“皇帝制”，由于权力过度集中，主教一人拍板定案，处理事务专制不民主。曾演出过一场荒唐的闹剧：主教一人做主，在和谁都没有商量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竟把主教座堂给卖掉了。其它神职人员和教友们发现后，个个义愤填膺，敦促他又从经销商手里要了回来。因此，主教的威信威风扫地，使教区走向混乱的局面。在2007年教区曾发生过一次“政变”， 教区的神父和一些教友明目张胆地驱逐主教，在堂门口上张贴标语，不让主教进主教座堂。而后来主教竟采取了利用政府的力量镇压、逮捕神父的办法，致使四五位神父被逮捕，才算平息了战争，像这样神父主教大战，在中国教会近代史上是罕见的事情，实在令人胆颤心寒。
五、神职主义
当前中国大陆教会之所以步履蹒跚，长期不能很好地发展，和神职主义的泛滥有着直接的关系。神职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离去基督精神，往往导致脱离教友，失去羊群。
神职人员一旦被祝圣，自认为比教友们高了一个档次，说话做事就大不如前。常表现出恃才傲物、桀骜不驯、颐指气使的架势，他们认为教友都得听我的，我说了算数。一言堂、皇帝制、官僚作风，事事都得以我为中心，于是神职主义开始膨胀泛滥，给教会带来了不应该有的损失。
.浙江省若瑟教友在《使徒》报《神职人员错了教友也要听？》一文中说，一位神父在圣神降临节证道中荒唐悖谬地说：“神职人员错了，教友也要听从。”我们听听，这是哪来的法律？在哪里学的逻辑学？又是谁的规定？这恐怕在圣经里找不到，教会没有训导，耶稣也没说过吧？我们光知道耶稣曾经说过，他是最小的一个。他对那个富贵少年说：“除了天主之外，没有谁是善的”（路18：19）。耶稣是神，是天主子，还那样谦虚低调，为什么我们的神父就那么不谦虚，唱高调？我想上边说的那位神父不一定是明明知道自己说的是错的，却让它错中错？这就是水平的问题、质量的问题、智商的问题，这就是以我为中心，神职主义在泛滥作祟。
河北焦玉海教友在《使徒》报《圣召危机与圣召流失》一文中说，他们村里有一个“李四品”，因为圣不了神父，被修院给撵回了。为什么被撵回家来了？是因为在修道期间，他的长上让他去根朝上栽葱，他觉得不合乎情理，就问了一句“这根朝上能活吗”？就这么一句，飞来了横祸，被长上给撵回来了，成了永远的“李四品”。修院的长上让李四品修士根朝上栽葱，分明是违背了天主的“自然律”，与天主唱着反调，这一荒谬的举动为什么却能在教会里畅行无阻？过于的强调听命甚至于让人听错误不正确的命，分明是以我为中心的举动，典型的神职主义。
文章中又说，九十年代的一位修女回忆，她在修会时，鞋子破了，需要买一双新鞋穿，但修会的长上为了培养她的刻苦精神，硬不让她买新鞋穿，竟让她穿上别的修女的鞋子，这样一来她染上了那个修女的传染病，使她长期痛苦难忍，但长上却不以为然。这哪里是让人刻苦修行，分明是过度悭吝，刻苦也不能置人的身体健康于不顾吧？。圣经上记载：“没有一种财富，能胜过身体的健康”（徳30：15）。过于刻苦就能救灵魂吗？救灵魂还得靠人的信徳和好的善的行为，也就是爱人的行为。
一个堂口，有两个老教友青年志同道合的愿意成婚，但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女方的父母不同意。按教规教义，他们的婚姻本来是法典所允许的，可这位神父竟在一个圣母升天瞻礼弥撒中宣布他们的婚姻非法，并下令谁也不能去参与他家的婚礼，如果谁参与了，不管是亲戚奉礼的，还是撺掇帮忙的，一律都停止神功（滥用神权）。结果全村的教友们不干了，纷纷找他理论。
又有一位神父，因为想让他心目中的人当会长，竟把原先工作积极，福传得力，刚刚由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教会的会长给撤换了，结果使一个新发展起来的教会“全军覆没了”。由于教友们对这位神父的举动不满，从此不再望他的弥撒，神职主义造成的悲惨结局，让好多教友垂胸掉泪，痛心疾首。
还有一位咨议会的神父，在教区主教出缺的情况下，他在堂口外围宣布，停止一个堂区神父一个月的神权。其原因是，因为该堂区的神父领取了“司铎证”，就此说他加入了爱国会。医师有“医师证”、学生有“学生证”、司机有“驾驶证”、工作人员上岗有“上岗证”……这仅是证明一个人身份的证明，既顺理成章，又很有必要，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但这位神父却抓住“司铎证”却大做文章，自作主张不让那个神父做弥撒、听神功、征婚等一切神权，导致圣诞节没有弥撒，教友们不能领圣事，教友们意见很大。
我们看，上述神父的种种行为，就是神职主义给教会带来的灾难。神职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手中的权力，动辄就拿出他们的尚方宝剑作护身符：教友得听神父的，神父听主教的，主教听教皇的，教皇听基督的。他们从来不讲神父是主教的助手，教友是神父的助手。好像只有教皇才能听基督的，而主教、神父、教友则只能听从人的。他们使教会形成了一座金字塔，塔尖上是教皇，侧面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塔的地面才是广大的教友。“凡二”会议已经把这个金字塔推倒了，再没有那样有次序的排列了，而是在塔的废墟上画了一个圆圈，圆圈的中心点是基督，四周围是教皇、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友。也就是四周围的人都可以直接听耶稣基督的，因为圣经上的话就是天主的话，耶稣的话。
神职主义是当前教会最苦恼最头疼的事情，尤其是教友最不满意，因为教友对它无可奈何。原因就在于如果一个人一旦圣了神父，他的神权谁也不能把它去掉。神职主义者又没有明确的法律能可以受到制裁，客观上造成了它适于生存的土壤，只有任其滋生、蔓延和肆虐。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它给教会带来灾难，使教会造成混乱，給教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神职主义只能使一个人走向骄傲，走向异端，脱离教友，远离了天主。甚至于使一个人的灵魂失去生命。
六、影响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因素
1、 来自教会外部的因素
（1）、政治因素。天主教在中国一贯被官方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信仰问题。对天主教的定性与定位长期从政治概念出发，当人们提到天主教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会将天主教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将任何涉及天主教的问题首先当成一个政治问题存在着政治上的风险。虽然官方媒体在文革以后停止了对天主教等同于牛鬼蛇神化的批判，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的说法，也不再见到 “天主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御用工具”的提法，但天主教在中国人民心目当中依然存在着负面影响。对于一个戴着“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帽子的宗教，多数人还是弄不清天主教的庐山真面目，不知道天主教的真谛，所以一般人的态度还是避而远之。由于天主教作为负面因素的形象长时间、大范围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没有得到纠正，各级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一直把天主教作为异己力量进行防范的心理十分普遍。对天主教的错误定位与定性，加上长期错误贬低丑化宣传的结果，使基层政府官员对天主教的错误偏见与心理恐惧尤为严重。尽管基层教徒和教会牧者自认为自己远离政治，对政治淡漠或不感兴趣，但政府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对天主教的政治偏见与防范，天主教的政治性也未因此而有丝毫地降低，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有关天主教的一切在今日中国仍然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2）、社会因素。由于天主教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当多人提到天主教时仍然把天主教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联系在一起。即便在今天，新兴的民族主义、激进的“爱国主义”仍然偏好将天主教作为激发人们民族情绪的靶子。而普通老百姓尽管对天主教并无深仇大恨，但从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出发，也很难因皈依天主教而达到功利的目的，因此对天主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天主教在中国社会中受到偏见与排斥的社会原因。
（3）、文化因素。由于天主教文化代表着典型的西方文化 ，一些倡导恢复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往往会将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对立起来，强调天主教与东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在中国宗教内部，又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以及在地下活动的各种邪教组织与天主教竞争与抗衡，尽管这种竞争与抗衡是无声无息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近年来，这种竞争与抗衡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国家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佛教、道教，希望具有中国特色的道教与佛教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甚至有人把支持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作为保持“宗教生态平衡”的方略，希望以此抑制和缩小天主教的影响。
（4）、神职人员匮乏与不均。现时中国各地修院的生源严重匮乏，因为经济浪潮的冲击和物欲横流、灯红柳绿社会的诱惑，冲淡了信徒们的信仰，在现世物质条件优越的社会中，对于青年人来说，接受天主的召叫成为修道人的一种挑战，导致修院修生人数急剧下降，不利于天主教的健康发展。另外，全国各地神职人员分布不均，有的教区神职人员充裕（如河北各地），河北省有一个教区有神父120多位，但海南省却只有三位神父，因为神职人员发愿时服务教区从属问题，形成神职人员不好调动，中国南方神职人员普遍匮乏，中国天主教会应对神职人员有一个全面布局的规划。因此，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匮乏和分布不均制约了教会的发展。
（5）、管理不规范。天主教的内部管理不规范是制约教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多年来，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严格掌控着地上教会的人事、财务和教务，教会内部的管理其实是政府宗教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这种状况虽然保证了地上教会存在与发展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但也为地上教会打上了“政治化”与官办教会的印记，从长远看，依靠政府，政教不分，只能使教会失去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发展的能力，偏离天主教发展的宗教目标与神圣性，不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地下教会长期受到打压，生存压力大，困难重重，所以管理极不规范，随着教会的重心向城市转移和与政府关系的缓解，应该逐步规范教会管理工作，保证教会的健康发展。
（6）、文化上受抵制。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天主教在中国被接纳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政治与法律层面上天主教属于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之一。但在文化领域里，政府时刻在控制着天主教的文化，就连官方承认的地上教会的报纸、刊物、圣书等都要经过政府的严格监督与审批，还没有天主教宗教文化的完全自由，无形中制约了教会的发展。
2、来自教会内部的因素
中国天主教虽然在外部社会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但真正的挑战还是来自于教会内部：
（1）、沉重的政治包袱。地上教会由于形成的历史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多的政治色彩。长期以来，政教不分，是天主教的一块诟病。对于一般追求纯正天主教信仰的人来说，日愈政治化、官僚化、机关化的地上教会则很难被视为一个具有神圣性属灵组织。地上教会无论在真理教导、信徒生命的培养、教会内部的治理，或是社会事工服务方面，都因其结构与体制方面的原因，具有难于克服的局限性。地下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制约，在教会发展上受到了很大的障碍，另外，由于地下教会的财力、文化方面的缺失和不足，也是阻碍教会发展一个主要原因。
（2）、陈旧的管理模式。以教会领导人为核心的陈旧封闭式管理体制是导致教会老化、缺乏民主监督的重要原因。教会组织内部的民主与监督越来越是教徒们的需求，教会领袖如果不能适应社会带来的民主化、制度化的新的监督机制形式，将会大大阻碍教会的发展。我们知道，天主教在传统上是一个礼仪的教会，但不能在梵二春风的吹拂下进行大大刀阔斧地改革，神职人员的讲道大部存留在传统的讲法上，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与社会同步，尤其阻碍了有文化青年教友在信仰上的认知，阻碍了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进入教会，势必阻碍了教会的发展，教会将会失去现今科技飞速发展的社会生命力。
（3）、与社会孤立的态度
中国天主教会长期以来与社会处于孤立的状态，应该知道我们教会“身在中国，不知中国”，“既在教会，又在社会”的道理。有些教会领袖与信徒受极端基要派的影响，以自我孤立、自我边缘化为荣，孤芳自赏，过分强调“追求属灵”与“个人得救”，无形中人为地与
社会形成了一道鸿沟。教会不关心社会，社会不关心教会，不愿意走出教会，走向社会，与社会打成一片，与社会人群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教会在社会中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在这方面，天津教区给全国做了一个示范，过去天津西开天主堂的大门，常年铁将军把门，前几年一位有开拓精神的本堂神父，砸开生锈的大锁，且在大门上写了“请进来看看”几个大字。每逢礼拜六和礼拜日有专人开放式地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的来访和咨询，并有专人对外讲道，受洗进教者大多属于高层次文化人群，不乏有大学生、研究生、大学教授受洗入教。中国天主教应该很好地响应当今教宗方济各提出的“走向人群”的号召。我们的救援与施舍往往只局限于教会之中，缺乏向社会救援与施舍的行为，要知道社会中的人群都是天主的儿女，应该把天主的爱广施社会人群。在这方面河北省“北方进德”基金会做的较好，曾多次向南方水灾和地震灾区施行赈灾救济。
（4）、狭隘的自我优越感。
中国天主教由于悠久的历史和宗教文化，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接受天主教以外的东西，哪怕是健康正确的，对社会有益的东西也置之门外。长期以来缺乏与政府、社会团体、其他宗教、知识界成功地开展对话经验，更没有与教会以外的社会力量建立有效的对话平台。中国天主教尚未认识到，对话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有效良好途径。心里有一种自认为自己已经属于“得救”之人，因而认为高人一头，许多基督徒难以看到自己的不足，不愿意向教会以外的人学习。老认为世界上只有信奉天主教的人才能得救，其他人不能得救，因而揶揄和贬低其他有宗教信仰的人，招致负面和敌对影响，因此，中国天主教处于社会边缘的孤立状态。中国天主教缺乏对中国的宗教、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基本情况进行学习的兴趣，所以无法与非基督徒进行对话，教会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对教会的评价形成极大的反差。耶稣生前曾多次教导我们要谦虚、低调，但我们没有去做。我们要知道月圆则亏，水满则溢，佼佼者易污，峣峣者易折的道理。
（5）、教会本地化进程缓慢。
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中国本地化，这是天主教在中国长足发展的关键，也是历史上天主教进入中国却未能立足的教训。中国需要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天主教神学，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各方面努力实现天主教中国化、本地化。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天主教本地化，一个世纪过去了，天主教中国化、本地化方面略有成绩，但天主教中国化、本地化远大目标还未能实现。天主教的“洋帽子”，在口头上摘除了，但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理，还没有完全摘除。这就需要天主教会在中国化、本地化的进程中加大力度。
七、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天主教在中国不是社会主流，不是政府认可与欣赏的社会积极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受到中国文化的排斥。但在法律上不是非法组织，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在宗教上不是邪教。历届中国政府从不支持天主教，但也不禁止。中国宪法规定允许信仰自由，天主教是中国人公认的合法正规宗教。近期，天主教在中国有着美好的前途和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中国天主教是否能抓住这个机遇，还取决于天主教对自身状况与社会环境的认识以及应对的战略与策略是否真确。
1、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改变
导致中国社会信仰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但近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上丧失了信仰理念体系的效用。中共虽有8000多万党员，但却不再是一个由信仰与理念为支撑的信仰团体，不再是一个由具有崇高理想与远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组成的理想主义者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员为了实现信仰所必需的彻底牺牲与献身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中共内部真正相信并愿实践马列主义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尽管中共是执政党，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但却一步步丧失了道义的制高点，丧失了精神信仰的原动力，丧失了思想理念上的征服力。曾经指导亿万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功利化了，不再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灯塔了，中国人们不再向往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也不再提了，昔日的精神支柱本身已经虚假化、空洞化了。中共正在日愈蜕变为一个以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指导的利益集团。西方人士说，在中国广大人民都信奉了老邓创立的“拜物教”（崇拜物质）。物质不是万能的，面对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的混乱，信仰的缺失，好多中国人都在寻找自己需要的信仰。
2、儒家思想是一种道德教育
中国人看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堕落、蜕变与崩溃和马列主义的穷途末日，有人试图搬出儒家思想，以代替马列主义，作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支柱。但产生于封建时代农耕社会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为最高统治者利益服务的等级制，不能适应自由、民主、平等与法制畅行的当前中国人的需要。儒家思想包含着丰富的道德与哲学，但从不讲神和灵魂，也不淡来世。从宗教的定义上来讲，儒家思想是一种道德教育，而不是宗教信仰。
3、其他宗教各有局限
中国的佛教与道教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各自都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佛教讲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只教育人怎样能成为一个好人，但从来不讲神，也不讲来世。轮回转生不符合生物生命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人性道德律。道教原是一神教，但以后逐渐变成多神教，多神教不符合真正宗教意义上的定义。所以，佛、道两家也应该算是一种道德教育。伊斯兰教（回教）是一神教，默罕默德把阿剌伯国家的野蛮民族的多神教改成了一神教，有很大的贡献。伊斯兰教虽承圣母认玛利亚的童贞，但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得不到耶稣的救恩，它们愚不可及地还在期待着救世主的来临。所以，佛、道、回教不可能在理论上提高，在教义上更新，不符合日新月异中国文化的口味。唐僧的扮演者江华，曾醉心钻研佛学，但佛学不能使他心悦诚服，未能渗透他的人生的终极智慧，转来转去，由于后来在他身上出现了超自然的奇迹，使他终于找到了生命中的耶稣。他曾在教会分享自己的信仰见证，在那个见证会上，当晚就有26人因着上帝的爱受感动而决志。
4、中国人急需要信仰
目前中国社会是经济空前繁荣、精神空前空虚、思想空前混乱、道德空前堕
落、环境空前恶化、信仰空前缺失。信仰与道德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人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由于没有没有诚信、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会感觉身心疲惫、痛苦不堪。现时中国人都是道德堕落、信仰缺失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仅没有为中国人带来和谐、稳定与幸福，反而暴露了各种社会矛盾，正个社会弥漫着日愈强烈的失望与不满，所以，有人形容现时人们的不满：“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正是恰如其分的现实社会的具体写照。中国人急需要信仰，人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信仰，中国人需要的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而不是邪教，天主教既然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却为什么天主教不去广传福音，让饥渴慕义的中国人得到饱饫？中国人需要信仰，到处找信仰，而我们却躲起来，躲到教堂里，把门子锁住，不让人进来，难道我们不感到这是违背了耶稣让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的谆谆教导？我们应该像天津西开教堂那样把教堂门子打开，请人进来，走出教会，走向人群，走向社会，传播福音责无旁贷，刻不容缓，“因为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格后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