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老西开事件”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雷鸣远神父因此于1917年（民国六年）3月25日被调至嘉兴遣使会会院。时年40岁。这事件也促使雷神父作了深刻的反思。

雷神父在嘉兴的街上走着，他发现这里的语言和北方的语言极为不同，这样如何在这里传教呢？他热爱这个国家，然而他忽然感到好陌生。他还能做什么？在嘉兴的遣使会修院，有郁郁葱葱的香樟树林，修院的大门前是古老的运河，这里是寂静的。雷神父面对祭台跪着，望着祭台上的圣体龛默默祈祷，眼里充满泪水。在嘉兴文生修院，雷神父过着祈祷的生活，在他的心里，他念念不忘地靠着圣神的助佑，为他所爱的中国传扬基督的福音。

不久，宁波赵保禄主教获知雷神父已到嘉兴遣使会院，而且没有工作的地方，就向当时的遣使会省会长、嘉兴文生修院院长刘克明神父邀请雷神父到宁波。在此之前，赵保禄主教曾在济南和雷神父见过面，而且很同情他的工作，而且也很喜爱雷神父。到了宁波之后，赵主教就安慰雷神父，宁波的很多同会弟兄也来安慰他。最让雷神父感动的是，一个中国的辅理修士会在他认为雷神父愁苦的时候来安慰他，并告诉他大家都很爱他。

因为不懂南方的方言，初到宁波的雷神父就努力学习宁波话，以便能很快地做些代牧区的传教工作。不久，发生了一件让雷神父印象很深的事。那是1917年4月15日，赵主教让雷神父陪同当时的李副主教到海岛(笔者注：很可能是舟山)去视察教务。他在自述中说：“主教要我到海岛视察去，就便学学话散散心。南方教会与北方真不同，风俗、人情、言语一概不同。北方与南方一比，真有中外之分，生活程度高得多，连渔夫都住瓦房，桌、椅、茶碗陈设，也很考究，普通人都穿绸缎，家家户户，有个小客厅，就在这里接待神父，到人家里坐下，教友们便给我们烹茶，茶中还放上糖，神父喝一碗，他们斟一碗。我看见教友们真可爱，真尊敬神父，有这样的好机会，就是不会说话，只能脸上表示亲爱他们的意思而已。……这时我才知道哑巴的苦了。……这末好的教友不能同他们说话。”（宁波是当时开放较早的通商口岸，民众生活较为宽裕。虽然经过了战乱，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仍然是南方的较富裕的城市，舟山与宁波毗邻，经济也颇为发达，因此不尽然表现出南方和北方的不同，因为南方也有许多贫困的地方，当时雷神父仅在宁波一带活动——笔者注）

回到宁波之后，雷神父刻苦学习宁波话，对他来说这是很困难的，因为雷神父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记忆力已经衰退很多，因着他的祈祷和内修和在许多人的鼓励和帮助之下，几个月的时间，雷神父能通顺地说话了。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的困难和艰辛。在学话之余，雷神父专心于祈祷和研究传教史，以期对传教问题找到解决的根据。雷神父并不是只作祈祷的人，他的生活是传教的生活，祈祷是为了传教。

1917年圣神降临节的前些日子，雷神父陪同赵主教视察了绍兴教务。绍兴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也是一个文化名城，非常繁华，当时人口已近七十万。那时，雷神父已为绍兴许多社会上层人士所敬仰。六月底，雷神父受任绍兴总堂。绍兴总堂就是八字桥天主堂，1864年（同治三年），刘安多神父（Andre Rene Guillot,1820～1887）在绍兴购置八字桥房屋、七号土地5.46亩，1868年（同治七年）才正式成交，于1871年（同治十年）建若瑟堂。1902年（光绪二十九年）赵保禄主教委托谢培德神父扩建了若瑟堂。

那时的绍兴总堂仅三千教友和三位国籍神父，而且教友很分散，大多在穷乡僻壤。雷神父虽然努力工作，但困难仍然很大，尤其是语言方面。然而天主的圣意神妙莫测，雷神父渐渐适应了绍兴的生活，拜访他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不少人还要受洗进教哩！8月15日的圣母升天瞻礼，雷神父第一次在绍兴总堂的讲道台宣道，教友很受感动和鼓舞。此时距离他来宁波代牧区仅五个月。

绍兴的传教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雷神父经受了不少考验，因为赵保禄主教的关怀，雷神父才得以继续留在绍兴。有了赵主教的同意和支持，雷神父在绍兴开始了他在天津的传教方法。

民国六年冬天（1917年），中国北方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灾黎遍野，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无衣无食。雷神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便马上给北方的主教和修会写信，请他们慷慨地参加救灾工作。翌年初，北方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孙仲英来看望雷神父，并请赵主教参加救灾工作。赵主教听了雷神父的建议，将他的一袭大衣捐献了交予红十字会作为义卖品，又应了雷神父的请求将他的苦像金链和权戒捐献出来，交给教友义卖。赵主教的仁爱和慷慨让雷神父感动不已，他便给主教写信表示感谢，在信中雷神父提到了河南代牧主教梅占魁（Bishop Giovanni Menicatti, P.I.M.E.）将他的为建造主教座堂的八千银元捐献给了穷人。赵主教在回信中对雷神父说，他已经向教宗和传信部呼吁，教宗和传信部分别捐献了四万和两万金佛郎，他也已经给美国教会写信请求援助。

赵主教的举措得到了民国政府的褒奖和社会的称誉，民国八年（1919年），中华民国政府给赵保禄主教颁发了嘉禾勋章，以表彰他的善行。随后，赵主教在致雷神父的信中说：“在念日课叙述天主驱散犹太人而为使人认识天主的圣咏时，我便想到您。您被派遣到这里来，是为使外教人认识教会，如同在天津一样，您看见星期天所经过的事了吧！这不是天主的圣意吗？您得到安慰了。”

民国七年夏，雷神父收到一封电报，报告他父亲费尔命先生逝世的消息，使他伤心痛哭。雷神父不忘为他父亲的灵魂祈祷，求主赏赐父亲的灵魂能在天主前获得酬报。消息不胫而走，整个绍兴的教友知悉雷神父的父亲已安息于天主怀中，就和雷神父一起分担痛苦并和他一起祈祷，北方的许多神父和教友也如此。当时在绍兴的中国神父为雷神父的父亲举行了一次追思大礼，整个绍兴县认识雷神父的人，不论是外教人还是教友几乎都来参加，祈祷持续到晚上六点，直到夏日的骄阳西下。在费尔命先生逝世不久前，雷神父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

信中说：“我很难受的知道你在受苦，但是我也很幸福的知道你为圣善而作战……你晓得：对于我的责任便是一切！如果一切的人都了解这一点，如果人们都愿依照自己的任务去作，那末世界就要改变了……！
你尽你的义务吧！你只管向前走，不必向后或向一旁注视；无论如何的困苦艰难，一定要前进前进！胜利是一定的。如果胜利是延迟到来，你不能看见，那些在你以后的人，有一天一定可以摘取胜利的果实。良好的工人要种植良好的种子。

请原谅我给你写这些：这并不是我该给你说的，因为你比我知道的更好，我只愿意你晓得我的心与你在一起，我的困难与我的心追随你到处处！”

雷神父和国籍神父的传教工作有了丰硕的成果，1918年（民国七年）复活节，有六百成人接受洗礼，这给了雷神父极大的安慰。

雷神父在宁波教区仅三年。1920年3月5日，雷神父带着三位中国留学生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光若翰主教(Jean Baptise Marie De Guebriant )一起在香港登船返欧，在那里将有一番重要的事业等待着他，就是为在欧的中国留学生服务。

主要参考书目：
自由太平洋月刊社：《雷鸣远神父传》，越南自由太平洋协会出版，196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