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方的教友人数迅速增加，中国的传教区太广，因此，教廷将中国遣使会传教区分成南省和北省。北省包括当时北方四个代牧区，以栅栏为省会院。这次划分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栅栏文生修院的建立。
       另一方面，由于教会需要更多的神父来照顾教友，而北方的修士不适嘉兴的气候，因此，当在远离嘉兴文生修院的北京栅栏设立另外一个修院。
      中国遣使会省会长刘克明神父访问北京栅栏，他从北京代牧主教林懋德主教手中购买了葡萄牙墓地和诸圣堂以东的一块地皮。在这块土地上，沿着马尾沟路旁的是一个大门，进入大门之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院子四周是林懋德主教于1904年修建的平房。在诸圣堂的东面，建有两幢长45~50英尺的房子，南面的建有本地区传教士的住宅和北京修道院的别墅。刘克明神父于北面的一幢房子上加了一层以作为修生的宿舍。后有于东西两边加盖了新楼房。这样，整个建筑在院子周围形成一个方形的四合院。1909年六月，刘克明神父从嘉兴把遣使会文生修院院长都止善神父、司账柴联抱神父（serre），赵弟兄和神父班的5位修士修士班的两位学生调往栅栏。
         栅栏文生修院于1909年7月2日建立。
      遣使会中国教省分为南省和北省。1910年12月7日。刘克明神父任命罗德芳神父（Desrumaux）为北方省会长和栅栏遣使会会长。从此，栅栏就成为中国遣使会总会长所在地和遣使会新修院所在地。
由于学生人数增加，修院在原有土地的旁边上，再购进了两块土地。这样，栅栏文生修院的占地面积达到了72亩，合4.5公顷。
       1918年，修院应永平府和天津宗座代牧区的请求，接受他们的大修生来栅栏修院攻读哲学。1921年，遣使会修士被派往嘉兴为教区神职班的修士盖房子。1922年，北方教省的其他宗座代牧也将他们的大修士送到栅栏深造。
      1934年栅栏文生修院终于被传信部确认为地区性的大修院。当时修院共有一百名修士。                

         1920~1936年，修院共接收了380名修士。1923~1937年，有128名修士被祝圣为神父。
        抗战爆发之后，修院的正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修院进入了苦难时期，直到1954 年修院关闭为止。
       1945年10月~1949年2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占用修院的部分建筑。给修院生活和工作造成很大的干扰。1942年国民党军队将修院变成一个军营，他们这修院挖掘战壕，从而把修院放置于火线上。
       12月4日，修院搬进了北京城，借用了斯格脱圣母省心会的学习宿舍，仅剩下修院院长，司账和几位弟兄在栅栏看管房子。一些修士前往马尼拉继续学业。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2月1日，教授和修士们回到栅栏，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清理军队占领期间被弄得十分脏乱的房子。
       1950年，六十名武装警察占领了修院，1951年在修院的警察暗示在修院的六位外国修士在栅栏是不受欢迎的，于是总会长狄俊仪（Tichit）决定将权力移交给孙战魁（Peter Souen），并任命李妙京（Augusine Li）神父为修院院长。七月初，五位修院教授从天津启程由水路前往香港，然后从香港启程回欧。7月25日狄俊仪被捕入狱，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助手于惠民（Jacques Huysmans）神父孙战魁神父，此外还有三位中国神父。孙神父于被捕后几个月死于狱中。当时没有被获准离境的栅栏修院最后一位院长Cartier神父最后于1993年逝世于巴黎。
       从1920年至1937年，栅栏修院共接收了三百八十名神父，并向华北地区的传教区164位神父。
在栅栏修院曾举办了两次较大的庆典。1927年3月10日，栅栏修院为1926年在罗马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亲自祝圣的孙德祯主教、赵怀义主教举行晋牧庆祝会，庆祝会由修院院长辣伯（Crapez）神父主持，修士们用拉丁文和中文向主教致贺词。同年10月27日，也是基督普世君王节，宗座第一任驻华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前往栅栏修院于修士们一起过圣节。修士们也选择这一天庆祝教宗庇护十一世晋铎五十年，以表达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的共融。在修士和圣母会修女的额我略圣咏歌声中，74位身穿宽大白色法衣的修士陪同刚总主教进入庄严的圣堂。大礼弥撒中，刚总主教用简单的拉丁文讲道。弥撒之后，修士们向刚恒毅总主教表达了他们的良好祝愿。中午，刚总主教与修士们共进午餐。下午，举行了隆重的圣体降福。